一、导论 （一）“社会资本”研究中的“网络”理论 继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系统表述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之后，社会资本概念不断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采用，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随着研究的深入，虽然“社会资本”的概念逐渐精致化，但是国内外学者却未形成统一的见解。本文将“社会资本”的主流定义粗略归为以下四类：(1)作为一种“资源”的“社会资本”：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布尔迪厄，科尔曼和林南。布尔迪厄认为，个人凭借社会网络以及身在其中的成员资格，有权调动和利用组织中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这种资源即社会资本①。(2)作为摄取资源的能力的“社会资本”：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亚历杭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s)②。他认为，社会资本体现为一种个人能力。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个人资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果。(3)作为“社会黏合剂”的“社会资本”：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了政治学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③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而非个人的特征，是公共产品。(4)作为“非正式规范”的“社会资本”：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社会资本作了这样的解释：“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他认为，信任、网络、公民社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例虽同社会资本相关，但都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④ 上述社会资本定义的侧重虽各有不同，但都论及了以下的观点：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的网络关系结构中，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的关系；⑤借助于网络，个人和组织能够获取其中的资源，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可见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媒介存在，它成为测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那么，处于网络中的行动者，所获取的社会资本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网络理论提供了以下三种解释方案。⑥ 其一，从网络的关系强度来说明网络中获取异质资源的互动。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最先探讨了一种弱关系的网络。他设想在一个圈子中的个体，其社会结构的知识和信息也是同质的；为了寻求不同的信息，势必要与不同的圈子接触，由此需要寻找连接两个圈子的关系，这种两个彼此独立的圈子之间的关系称作“桥梁”。格拉诺维特进一步指出，形成桥梁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越弱，越有可能促进信息的流通，获得优势的异质资源。 其二，从行动者在网络或等级制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说明问题。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通过“结构洞”理论深化探讨了桥梁的概念。“结构洞”指的是几个缺乏联系的关系丛所存在的“联系盲点”，而桥梁则能使一个关系丛中的个体行动者可以获取镶嵌在另一个关系丛节点中的资源。跨越结构洞的桥梁能够有效控制信息的流动。因此，个体越接近网络中的桥梁，他们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 其三，林南结合了以上两种方案，提出了新的解释：对好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往往发生在那些占据靠近桥梁位置的个体行动者身上，这个桥梁连接着那些处于相对较高等级制位置上的行动者。这就是说，虽然处于桥梁位置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如果桥梁只是通向相似的或是价值不高的资源节点，那么，这个桥梁的战略位置则不显著。 （二）本文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经验是与华人的家族文化密切相连的。⑦里丁(Redding)的实证研究指出，华人企业组织行为具有“弱组织、强网络”特征，以家庭企业为主的华人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弥补了组织软弱的不足。无可置疑，“网络”在华人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具有独特功用。 在本文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关系投资所形成的可回报性的社会资源。作为一种资源，体现在家族企业组织中，它有助于实现企业发展愿景，促成企业内部目标，壮大企业的多样化经营，其中，个体信誉和群体信用度、个体的社会网络建构力和群体的社会网络半径及信息检索能力和流量以及互惠性规则／习俗／制度化程度等都是重要内涵。基于认同社会资本是凭借“成员身份”而占有获取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的观点，本文赞同林南的看法：当行动者为了实现某一工具性行动的目的，激活和动员某一关系链的时候，存在于网络中的社会嵌入性资源才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⑧ 既然社会资本蕴含于网络之中，那么，不同形式和规模的网络对于社会资本又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企业的成长又有什么关联？本文正是从此视角出发，考察华人家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网络特征，分析网络的增量、提升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构建以及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 二、家族企业初创期低交易成本的“秘密”：闽南案例⑨ 所谓的交易成本是指市场主体之间达成契约关系、履行契约的成本。它包括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两部分。前者包括协议起草、谈判、保障协议执行所需的费用；后者包括失误对应、纠纷解决等的成本。⑩以晋江为中心的福建南部地区（简称闽南，文中均用此称，下同）的家族企业的主体是在亲缘强关系网络下的“家有家营”的小型集团。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这种密闭的网络有利于节省企业初创期的交易成本，获得并保护“社会资本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