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国际代工的“市场隔层”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1978年开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以来，民营企业的蓬勃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民营经济的成长绩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外贸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沿海地区因大量地吸收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NIES)的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和外包(outsourcing)订单，而使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民营制造企业异军突起，其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营企业出口强劲增长的同时，却逐渐暴露出一些与经典贸易理论所阐释的一般规律相悖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放弃国内市场的开拓，在国际市场也不使用自有品牌，而是直接借助国外品牌和营销网络进行市场开发与销售渗透。这种以国际代工(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① 为主的成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出口企业与国外市场的“隔层(dislocation)”问题，② 代工企业的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完全依赖于国外批发商、经销商等外生性贸易中介和国际垄断巨头，往往被锁定在进入壁垒低、边际利润薄的国际价值链分工低端环节，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优势，无法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这些现象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可能会伤害民营经济自然演化的内生增长机制，最终导致民营出口企业陷入规模报酬递减、创新能力衰退、产业结构僵化等典型的“贫困化增长”轨迹，地区进一步的发展能力和跃迁机会都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只能被动地处于全球一体化经济的边缘，沦落为依靠劳动力、土地等初级资源的低成本投入，满足低价格偏好的“世界车间”。

      

      图1 1994～2004年集体、私营企业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以及2000～2004年出口额

      注：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用历年来集体和私营企业出口情况来反映民营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的变化。就全国范围来说，集体、私营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呈稳步上升趋势。考虑到不少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造，以及部分地方外贸公司整体改制，民营企业的外贸经营实绩要比海关统计的高一些。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二、相关理论文献的回顾与评论

      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初始国际化过程中定位于“国际代工者”的问题，早期理论难以提供有力的论点支撑。一方面这是由于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考察的出发点是国家，以一国既定的要素禀赋为外生变量，其分析方法没有给企业留下应有的位置；另一方面标准理论模型以产品不可再分性为暗含前提，先验地排除了对工序国际分解现象的关注。二战以后，随着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传统分工的国别界限明显弱化，Hymer(1960)，Vernon(1962)，Buckley和Casson(1976)，Dunning(1977)等开始尝试研究企业主体的作用，相继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折衷范式等不同的理论假说。但是，上述理论修正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都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分析工具来处理由垄断引申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缺陷决定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理论发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现实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更趋激烈，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力量。与之相适应，公司内贸易(intra-firm trade)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阶段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许多经济学家逐渐重视运用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理论的“规模报酬”、“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等相关范畴来诠释国际贸易实践，分析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将国际贸易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纵向一体化模型，Markusen(1984)、Brainard(1993)的横向一体化模型，Markusen(1997)的知识——资本模型，Romer(1987)、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等，明确放弃了以外部市场为基础以及企业活动必须集中在国内的假设，强调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由东道国的某些区位优势(运输距离、要素价格和资源禀赋)和影响国际分工的技术因素(公司或工厂层次的规模经济、贸易成本)等共同决定的。这些洞见丰富了我们对跨国公司行为以及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理解，但他们的工作仅仅论证了国内企业有将部分生产车间移至海外的动力和条件，并未回答为什么这些活动有时会发生在企业边界之内，而有时却通过技术转让或许可证交易等方式加以实现，因而对于解释一些新型国际化经营方式的出现能力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