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乡镇企业由盛而衰 以江、浙、沪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阶段中的一个缩影。上海市郊的乡镇企业由于受市区大工业的依托，在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国有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关联或反衬。 对市郊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作一个初略的划分，大概可以划分三个时期：七十年代，乡镇企业刚刚兴起时的“初升太阳”期；八十年代，乡镇企业辉煌发展时的“如日中天”期；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由盛而衰的“斜阳西下”期。 七十年代，在结束了初级社、高级社后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市郊一些公社及大队利用集体积留和闲散资金等创办了一些简陋、粗放的工场作坊，开始出现第一批乡镇企业。尽管当时乡镇企业才创办，生产条件、人员素质、管理手段、技术水平等都较落后，但由于这一企业形式是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自然生成的，适合农业经济发展，同时又给当时农村经济很低的收益带来较高、较多的利润，而且还一方面为农村培养出一批新人、能人，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逐渐暴露出的矛盾问题，如：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力，不断递减的土地收益等。所以，此时的乡镇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初升的太阳，潜能巨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农村改革为标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80年代，是市郊乡镇企业辉煌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是从企业的规模、企业的数量、企业的效益、企业为社会承担的利益、企业为农业解决的剩余劳动力、新增人口的就业、对农业的反哺、对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和城市工业的触动和推进等，都较70年代有了质的变化。市效乡镇企业在80年代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原因在于80年代乡镇企业谋求扩张和发展之时适逢中国新旧体制转换之际。在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上海市区面广量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国有企业受旧体制的束缚、影响较大，加之国有企业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大而全、公而乱等的现状，改革的惰性大而旧体制的惯性强，大有“尾大不掉”的之感，一下子很难适应新环境。而乡镇企业在体制转换中则可谓是轻装上阵，由于其发展历史短，因而受旧体制的牵连少，体制新颖、机制灵活，充分发挥了“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加上其灵活多变的用人政策、促销手段、对市场行情的良好的把握和预感，对风险的极强的规避能力等促使乡镇企业很快在体制转换中完成了角色的自我变更，成了市场经济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与城市大工业（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的社会负担少，社会公益支出成本小。这与国有企业的冗员多、隐性失业严重、机构臃肿、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严重、债务负担重等恰恰形成鲜明的对象。乡镇企业都是用的农民工，大都属农村闲散劳力的剩余劳动力，他们闲时务工、忙时务农，人员进出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乡镇企业大都不负担工人的医药费及其他各类保险费，也不用为退休工人支付工资，因为乡镇企业压根儿就没有退休工人。分配体制更充分地体制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及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相结合的原则，且在许多领域的社会成本支出如污水治理、环境保护、对员工的人身健康安全保护等成本要大大小于国有企业。因而其发展势头猛就不言而喻了。 再者就是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总免不了有一些体制、政策、法规及执行等上的偏差、漏洞或滞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却极充分和聪明地利用了这一偏差和漏洞，合理不合法地钻了政策的空子，可谓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尽管从规范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不甚合法，但对乡镇企业本身来讲，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企业作为单个经济行为主体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正是以上原因造就了80年代市郊乡镇企业发展中所独有的如日中天的辉煌业绩。 但是，时至90年代，市郊乡镇企业却如强弩之末，完全失却了往日的辉煌与威风，开始走下坡路了。《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表明，从乡镇（包括村办）企业主要财务和经济效益指标来看，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的上海地区，在1994年的效益状况普遍不如全国，相同指标均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比如，1994年乡镇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全国平均为20.5元，而上海市只有18.9元；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全国平均为9.0元，上海市则为6.9元；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全国平均为14.8元，上海市为10.8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营业收入，全国平均为379.4元，上海市为313.2元；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全国平均为33.7元，而上海市则高达55.5元。 对以上事实进行分析判断，本文认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虽然仍处在过渡期，但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过渡期的体制、法规、法律、社会环境、各行业对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等有了显著变化，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从不健全到比较健全，从不适应到基本适应，是90年代社会经济组织较之于80年代的一大改变。特别是城市国有企业开始走出阵痛，走向市场，由原来的“老大哥”、“朝南坐”地位走下圣殿，进入市场经济氛围，国有企业对市场竞争的认识和在市场占有中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大大提高。尤其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抓起来后，上海的城市大工业（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上迈上了新的台阶，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纷纷出台，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如企业大批富余劳动力的下岗，分配体制打破平均主义开始拉开差距，人才流动度增大，企业全面实行联合、兼并或重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措施相继出台，……都给国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比之下，乡镇企业却无有新的动作，其先发性的优势正在丧失殆尽，乡镇企业在企业制度上、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步履缓慢，大大跟不上国有企业前进的步伐，人员素质提高不多，组织制度创新不够等等，无不制约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随着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完善与健全，以前尚能靠钻政策空子而谋求自我生存的许多乡镇企业再也不能靠此“法宝”在市场经济下“有所作为”，乡镇企业本身固有的一些矛盾、弊端日益暴露，如其生产经营行为的短期化、管理体制上的凌乱与不科学等，使其对市郊农业经济的作用程度开始下降，甚至对整个地区经济的作用也开始下降……终于，市郊乡镇企业失却了往日的光焰，象黄昏夕阳一样开始走向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