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泱泱大国，从古至今，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农村经济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今天乡镇企业的发展，又一次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到1990年为止，我国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5400亿元，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从这样的比例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正以一种迅猛的速度发展着，它不仅支持了农业，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繁荣了经济：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为农村解决了大批剩余劳动力，这对于一个拥有九亿多农民的大国来说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顶梁柱之一，支撑着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通过前面我们对乡镇企业文化现状的分析来看，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数据资料以江苏省为例） 1.行业结构单一，布局不够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如丝织、棉纺行业较多，多数未能形成规模，造成资金搁置，原料无法解决，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2.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企业积累越来越低。企业有流动资金的比例从1983年的51%下降到目前不足10%，同期职工工资总额增长比例比利润总额平均增长速度高十几个百分点，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弱，各种不合理摊派和支出有增无减。 3.企业整体素质差。一是职工文化水平低，技术人员比例过小。职工队伍中文化在大中专以上的只占0.35%，高初中占59%，初中以下的占39.4%，拥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力量仅占0.16%，初级职称的占1%左右。二是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属国内80 年代的技术装备约占10%，60年代和70年代装备水平的约占60%，50年代及以前的占30%，现有设备中急需淘汰的达25%以上，三是管理水平不高，相当多的企业尚未摆脱粗放型经营管理，企业中家族风较盛，部分企业管理基础工作薄弱，财物管理比较混乱。 造成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环境和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乡镇企业所生长的土壤。自古以来，科技和文化一直是无法各自独立，而受到相互作用的。如果我们再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目前乡镇企业的现状，抛开一些表面的数据材料，就会发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是和培育乡镇企业的大社会文化环境、文化传统有关渊源联系的。当今的企业文化理论已使我们对企业文化给企业造成的巨大作用已毫无怀疑，那么在落后的企业文化环境枷锁禁锢之下，企业又如何才能腾飞呢？ 任何企业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必然要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企业文化的变迁、演进、发展总是同民族文化的变迁、演进、发展结伴而行的，企业文化要想脱离既定的社会文化场，就象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做不到的，企业文化象细胞一样具有全息性，它以浓缩的形态凝聚着社会文化躯体的内容和结构。因此，应当把企业文化的微观分析和对社会文化的宏观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企业文化的秘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哪些不利于企业文化发展的因素。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长河中，影响最深、最远的莫过于儒家思想，我们就从儒家的经济价值观入手来分析。 儒家的思想体系，历来强调道德文化，注重人伦关系的调节。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在儒家看来，德为本，财为末，财德不相容，本末不能倒置，唯有注重道德人格的建立的修养功夫的落实才是做人的根本。由于儒家是这样一种伦理本位主义文化，所以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水平的提高的看法，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不同，认为发展经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行平均主义，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儒家看来，幸福不是物质性和具体的，而是精神的道德和抽象的。儒家的伦理学不仅是道德哲学，而且几乎扩充到社会人生的一切方面。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伦理往往代替了哲学，代替了政治、法律、代替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尺度，也代替了人们对待经济生活的全部重要准则。把“德本财末”的基本价值取向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儒家反复告诫人们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要使个人的行为与仁义、道德相符，不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成了体现儒家经济价值观的最重要格言。到了南宋，集儒家学之大成的大理学家朱熹意识到分辨义利乃儒者第一义，进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其实质是借这种抽象的道德原则取消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要与追求，完全抹煞世间的功利，实行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和扭曲，由于这种所谓正宗的儒家占了统治地位，成为正统思想，千百年来的官方舆论始终是一个调子：不鼓励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鄙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倡导物质的丰富的生活富裕，而是一味地谈仁说义，贵义贱利，儒家经济价值观落实到经济改革上，则出现“重农抑商”“农本商末”。儒家、法家推行的重农思想与抑商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一以贯之奉行了两千年，为中国几千年单一的农业经济奠定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