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阮籍有很多相同之处，故历来并称嵇、阮。汤用彤先生在论述魏晋玄学的发展时，将嵇、阮纳入“贵无”之学的第二阶段。嵇、阮对“无”的继承并不在理论建构上，而是用人生实践和文学作品将王弼理论形态上的“无”体现出来。如果说王弼是形而上的本体之“无”，嵇、阮则主要是人生理想和文学境界之“无”。理想和境界之“无”的根本特征是自由。自由来自于自然，自然是嵇、阮的核心概念，它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对自我种种欲望的超越。超越意味着超尘绝俗、一往不复的精神自由。在此意义上，超越——自然——自由成为嵇、阮人生理想的内在逻辑，但这种自由并非一般所讲的认识论的自由，即不是通过认识必然和改造客观世界而有的自由，而是一种诉诸于一己心灵体验的自由，可以称之为境界论的自由，这种自由之境是嵇、阮人生理想的最终归宿。嵇阮之间当然有诸多差别，学界对此已有详尽辨析，此非本文主旨，故不作申述。本文主要论述二者共同的对自由境界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有的美学意蕴。为避免重复，对于二者相同之处，主要放在嵇康处论述①。 一、“心”之自然 嵇康最为人熟知的思想要数“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段话出自《释私论》：“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1](P234)嵇康之“自然”与“心”密切相联，在一定意义上，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可以理解为“越名任心”。嵇康多次强调要“任心”而行：“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穷，不识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1](P235)“值心而言，则言无不是；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1](P237) “心”是嵇康思想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虽然它不是形而上的本体性存在，但它无疑是嵇康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心”的基本规定有： （一）与“措”相对。任心即无措。“措”应当是指措意、计较、思虑，大致地说，即人为。无措即任心，任心指无人为之种种计较、思虑，此所谓“忽然任心”、“傥然无措”，即，不假思虑，任心直行。由此我们可以说，自然即非人为。（二）与“情”相联系。任心而显情。“情”包括自我之情和物之情。“情不系于所欲”，是自我之情；“审贵贱而通物情”，是物之情。前者之情应当是指人的意念、情感；后者之情应当是指事物的性状、物理。无论是人之“情”，还是物之“情”，都是指人或物的本然状态。任心可使自我之情从“欲”中独立出来，任此自我之情则使事物之情得以显现。在此意义上，自然即本然。（三） “任心”以“虚心”为前提。由去除“矜尚”之心而能任“自然”之心，由“气静神虚”之工夫而能有“体亮心达”之境界。在此意义上，自然即虚静之工夫。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因为这里嵇康着重的是自然，对于名教则未加正面论述。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从另一角度论述道：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则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耽此礼学矣。”[1](P261)就是说，六经是对人性的“抑引”，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应当被超越。 这里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性。“性”是嵇康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答难养生论》云：“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识而后感，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勌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1](P174)“性动”似乎就是无知无虑地、任运性之自然。从性而动，也就是“任自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嵇康推崇“性”的目的为自然寻求本体论的依据。 二是欲。“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人性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要通过欲。欲来自于性，是自然而然的，不假思虑、无造作、无人为。这里的“欲”是嵇康肯定的。必须注意的是，嵇康还有另一种“欲”：“若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过，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论所以明至理之意也。”[1](P188)“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1](PP.168-169)这里的“欲”是声色之类的感官欲望，这是嵇康否定的。欲虽出自于性，出自于人，但“非道之正”，即非自然的。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欲”？区分这两种“欲”有什么意义？我们似乎可以说，当嵇康在反对名教的意义上讲“欲”时，肯定“欲”是为了反对名教，因为“欲”是自然的，是人的本性的表现，名教是对“欲”的“抑引”，是“欲”的对立面，是非自然的。为了肯定自然所以反对名教，由此又有对“欲”的肯定。当嵇康在养生的意义上讲“欲”时，否定“欲”是为了肯定养生，因为“欲”（主要是声色等感官之欲）是伤生害性的，是人的自然之身（包括形神两方面）的对立面，为了肯定养生所以反对“欲”。因此，可以说，嵇康对名教的反对主要是因为它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 虽然这种反对从理论上讲不是非常严密、系统，但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焦），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1](PP.262-263)这种批判是多么激烈！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是直接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观点②。任何一种思想都与现实紧密相联，就玄学而言是如此，就玄学中的嵇、阮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嵇、阮都有高尚的人格，所以他们对于现实中的丑恶格外敏感，这种丑恶与名教紧密相联③，所以他们对名教格外反感。这种反感又为他们招来了很大的危险，阮籍差点被杀头，嵇康终于被杀头。于是他们从社会转向自我，从现实转向内心，这种转向集中体现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命题中。大致地说，名教指向群体秩序，自然指向自我内心。嵇康的自然是一种内心体验中的自然，前面我们指出嵇康的自然有多种含义，这一点是其中最根本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