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步传入中国，它正好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美学建设的需要，迅速地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接受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的 100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研究的100年，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100年。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艺术论美学、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既不是根据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两阶段划分法：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又不是根据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的两阶段划分法：中国现代史与中国当代史，而是根据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基础、研究重点和标志性成果进行分期的。同时，在这三个阶段，艺术论美学、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也还有某些交叉重叠与融合之处。① 一、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期：艺术论美学阶段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与发展的艺术论美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方面主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另一方面又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指导中国的文艺实践，初步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本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进入了艺术论美学阶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艺术论美学阶段，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沈雁冰、沈泽民、鲁迅、冯雪峰、胡风、周扬、毛泽东等，他们撰写和发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② 1、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32)所以作为精神生活过程中的文学艺术，无疑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历史的镜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文艺是社会历史的镜子的观点，在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得到了回应与发展。萧楚女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去解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强调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指出：“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只可以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2](P38)瞿秋白比萧楚女说得更直白，“文学只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而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3](P248-249)鲁迅则从文艺家生活中的种种社会状态，以及种种社会状态影响下的作家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指出文学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时代的作家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声音，“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4](P343) 2、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一样，[5](P72)都是物质关系的产物，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也都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文艺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的观点，引起了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需要和文艺实践进行了发挥与发展。1924年，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为革命而艺术”的口号，要求“革命文学家应当成为民众的代言人，成为民众意识的综合者”。[6](P37)1927年至1929年，鲁迅先后发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况》等论及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文章，鲁迅认为，文艺与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7](P113)文艺不能超越政治，“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8](P516)1932年，瞿秋白的《非政治主义》，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更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哪一个时代，不论是哪一个阶级，不论是哪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想要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种联系隐蔽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9](P541)到40年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的必谈话题，胡风、周扬、冯雪峰、毛泽东等，都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发表过全面、精辟的论述。特别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代表了40年代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论的最高成就和最权威的意见。首先，毛泽东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有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0](P69)其次，毛泽东认为，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11](P70)再次，毛泽东强调，文艺的批评应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2](P73)当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不是分开的，而是统一的。其后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围绕毛泽东的观点而展开的，他们或者是对毛泽东观点的解释，或者是对毛泽东观点的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