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的主体深层精神气质角度来看，不是美学学科的分化和创立，而是早于这一学科分化的“审美无利害”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在审美态度的确立，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相对于外在的学科创立而言，“审美无利害”强调主体情感理性的独立和分化，更契合人类深层的精神和气质的转变。鲍姆嘉登虽然提出了“美学”这一学科概念，意识到了感性领域地位的转变，但在他的著作中所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的诗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把审美看作一种低级的、模糊的认识能力，把“美学”视作一种和逻辑学并列的知识学，审美和感性并没有真正地独立。“除了标题和最新的定义之外，其余的都是陈旧的和一般的东西。”[1] 18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却早于鲍姆嘉登从主体的角度提出了“无利害”的审美情感，这其实更具有现代性意义，但德国古典美学几乎成为中国人理解美学近代起源的惟一线索，英国经验派美学家的思想却被忽视了。 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为代表，提出了有关美区别于善的思想①。但在前现代社会，美始终来源于对形上本体的模仿或神性的表现，从感性的此岸品格来规定审美。由于本体和上帝高于主体审美对象，因此所生成的感性的审美情感未能获得此岸的品格，不是单纯的感性情感。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阿奎那，形而上的“美”都绝不仅仅是一个感性的概念，它更应该被译作“好的”。他们关于美的概念是真善美三位一体价值的代表，从最高本体出发所规定的“美”是神圣的超越国界的。最早从感性的角度提出“审美无利害”的是夏夫兹博里。夏夫兹博里在上帝退场和理性自律兴起后，将情感当作了道德善的根据。这种特殊的道德情感是由“内感官”（inner sense）而来，由直觉而来，成为善与真的根据，但就其自身而言，它是由主体出发，并不依附于形而上学，区别于由善而来的目的观念，也区别于肉体感官之类的欲望。夏夫兹博里通过“内感官”的直觉论述了从主体出发的无利害的审美情感。夏夫兹博里的“内感官”是一个分水岭，“整个美学问题的体系中心被夏夫兹博里转移了”[2]，此后的西方美学转向主体，并发展成为主体性的美学，同时无利害的审美也开始得以确立。 哈奇生（Francis Hutcheson,1694-1747）是夏夫兹博里的学生，他几乎完全接受了老师的观点。当夏夫兹博里的“内感觉”遭到曼德维尔（Mandeville,1670-1733）等人的攻击时②，哈奇生公开声称他要为夏夫兹博里辩护。他认为，我们的道德感促使我们仁慈，仁慈是对我们的幸福最起作用的东西。哈奇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公式，主张在普遍的幸福中寻找善的源泉，“凡产生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3]。这一看似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观点所秉持的基础却是直觉主义，认为道德与真理并不依赖任何理性解释，而是由特殊的道德感直觉所揭示，它与古典功利主义是不同的。情感因素的介入调整了知识、情感和道德的原有格局，使其从统一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原则变为统一于以直觉为基础的情感。 哈奇生认为“美感”与“道德感”同属于“内感官”的一部分，“内感官”包括意识、美感、道德感、荣誉感、谐谑感等。他认为许多人能从简单观念中获得快感，但未必能从“乐曲、绘画、建筑、自然风景”中感到愉快，因此虽然人人都有外感官，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内感官。内感官是一种较高级的接受愉快观念的能力，拥有内感官就能从对象中得到比外感官多的快感。内感官区别于外感官之处在于，虽然它也是一种感觉，但它是对复杂事物的一种直觉，超越了关于对象的知识、原理、用途、比例等范畴，是无关利害的。哈奇生认为美感和道德感一样是直觉，因此是必然的和直接令人愉快的。“我不知道这快感和不快的原因，也不知道事物是怎样唤起它或诱致它，或者不关心这些事物的使用会导致什么利害。”[4]“美与和谐的观念，像其他感觉观念一样，必然令我们感到愉快，也会直接地令我们愉快。我们自己的任何决心，对利益和危害的任何期望，都不能改变一个对象的美和残缺。……因此，很明显某些对象是这美的愉快的直接诱因，我们拥有适于感知它的感官，它与对利益的期待产生的喜悦不同。”[5] 对象直接是这种审美快感的诱因，而且这种快感不同于展望利益而生的快乐，因为它是对对象的形式的观照。“固然我们往往因期望利益，因厌恶辛劳，或因其他利害打算而放弃对这些事物的追求，可这并不证明我们没有美感，而只能证明一种更强的欲望抵消了我们求美的欲望。”[4] 60在哈奇生看来，任何会导致利益的情绪与审美的情感都是对立的。他把夏夫兹博里的“审美无利害”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提炼和限制，不仅把个人的实用的兴趣排除在外，而且排除了对待自然的兴趣，尤其是认识的兴趣。哈奇生认为，审美愉悦并不来自于任何关于对象的知识，审美情感是不经推理论证中介的快感，我们不会因为一种事物符合特定的比例而推出对象是美的。因此，在哈奇生那里，认知和道德与审美之间得到了分离。理性与感性在前现代形而上学的世界坍塌后，在经验主义美学家手中进行了调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感性领域。“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始于同理性的对立，尔后则渐渐地通过各种方式让肉体汲取理性，担负理性的工作，着理性的颜色”[6]，结果就是审美的独立。 稍早于哈奇生的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也关注到了审美的无利害特征，他虽然与夏夫兹博里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也深受夏夫兹博里的影响。艾迪生认为美感主要是一种由视觉引起的“想象的快感”③；“想象的快感”来自于可见的对象，或者来自于实际看到对象的那个时刻，或者通过绘画、雕刻、描述等，将它们的观念召唤到我们心灵中；当下从对象中获得的愉快是最重要的，从回忆或虚构得来的愉悦是次要的。他始终围绕审美经验的产生这一经验性问题，把想象快感与感官快感以及悟性快感区别开来，“想象快感，就其极限而言，既不像感官快感这么粗鄙，也不像悟性快感这么雅致”[7]36。这种快感处于单纯的感官享受与理性的考虑所带来的功利快感之间，在将它作为一种感性感官的同时，无利害性是其最大的特征。想象快感可以与悟性快感一样令人心旷神怡，而且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优点，那就是无须费更多的思考就可以立即获得美的享受。“我们不知不觉被所见的事物所感动，立刻称赞一个对象的美，而无须探讨它所以然的原因或诱因”[7]。因此艾迪生的想象的快感也是一种直觉。艾迪生对想象的快感极尽赞美之词，“他往往在田园牧地的远景上感到比主人还要满意的快慰”，“只有少数人晓得怎样享受无伤的闲散或者体味无罪的乐趣”[7]36，想象的快感作为审美欣赏，不能有利害考虑。想象的快感不需要费尽心力的沉思默想，也不会使心灵耽于欲乐。艾迪生通过对审美经验作现象学的描述，认为“想象的快感”其实就是一种“无利害的知觉经验”；“艾迪生的《论集》之所以专心致志于‘想象’的问题就因为想象能为无利害性提供一席栖息之地”[8]。因此有人认为当艾迪生试图用“想象的快感”来解释审美经验时，他多少建立了英国美学的理论框架[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