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统美学中的“自然”观念

      何谓“自然”？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细究起来却那么复杂与暧昧。汉语中“自然”一词的字面义是“自己如此”。《辞源》中“自然”词条下有三义：一、天然，非人为的：二，不造作，非勉强；三，当然，即自当如此。[1]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上述义项中，“自然”并无作为“自然界”来讲的义项，这与俗常通行的概念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

      在中国古典美学文献中，“自然”一词通常用作为形容词或副词，作名词的情况极少见；而现代汉语作为名词的自然（自然界）概念，实际上是西方近代机械论的产物，与中国传统美学中“自然”的本义相去甚远。现代人热衷谈论“自然”，这个词真正深邃的人文意蕴却正遭到遗忘。为探求“自然”的美学内涵，有必要对传统文化的主脉——道、儒、佛诸家的“自然”观念及其流变作一番梳理。

      一、道家的“无为”自然

      道家的基本精神便是自然无为。在《老子》中，“自然”词条共出现五次：一、“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二、“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四、“以辅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这里的“自然”并非实体性范畴，而是对宇宙生命之情状的描述，指“道”本身的变化流行（河上公注：“无所法也”）。

      按照王弼对老子的解释，自然即无为而治。万物按其本性而生长，无既定之成规，亦无既定之目的（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无为，不仅是一种生命层面上的存在论态度，更是一种宇宙论层面上的发生学依据。“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2] 自然作为本体意义的“无”，描述了人道本身的无限性、无规定性和不可描述性。其实说自然是“无为”亦属强而名之，因为自然本身什么也不可能“是”，否则便将陷入无尽的阐释学循环。

      在《庄子》中，“自然”作为修饰词也作“无为”解（《缮性》：“莫之为而常自然”），作名词则作“本性”解（《天运》；“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应帝王》：“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自然无为即顺乎本性，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人人而不因人丧人。郭象注《逍遥游》曰：“天地者，万物主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这里的“自然”即是天地万物无为之本性，与古希腊的自然概念（υσιζ）颇为相通。现代西语中Nature一词仍保留着“本性”之义，意指事物本身有其内在依据而非出于外在强迫。这一内在依据（自然）包含了动力上的根源和自我完善的努力，是事物生长的最初依据和最后目的。

      在宇宙生成论的意义上，自然是天地万物之根据；而在生命态度的意义上，自然则是人世境界之极致。然而，如何才能真正顺乎本性、合乎自然？庄子开出的药方是弃绝文明而返朴归真。“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 人既有的生存方式早已背离自然状态，私欲的膨胀造成悲苦与倾轧，礼乐的繁复导致人性的扭曲。因此，得道之人懂得摆脱世务的桎棝，齐生死而达荣辱，游于逍遥之境，归于自然大化。概言之，“顺乎本性而无力”既是道家思想逻辑的起点，又是其审美实践的终点。

      二、儒家的“天命”自然

      早期儒家并不直接使用“自然”的概念，《论语》、《孟子》中竟无一处出现。但其所奠定的知天达命的人生观，则以“有为”的方式体现了顺乎自然的精神。《礼记·中庸》开篇便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颖达指出，天命的实质意义即自然：“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4] 人性既为天命所遣使，那么率性而为和修养教化都属于自然而然的范畴，而非老庄所指责的以人灭天。

      《中庸》又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君子具备至诚无欺的道德，便可荡涤胸襟而融入无穷的造化，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早期儒家虽然并不注重世界起源与本质的探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而是强调外部规范（礼）的建构与内心德性（仁）的培养，但仁有其本体层面的根据，这个本体便是天。

      儒家美学中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说，表明了人之心性与天地万物的同构。仁义之心根植于人的本性，因此也是必然的道德律令和审美诉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6]。在人与天的原始关联中，蕴含着道德规则与审美标准的根本依据，“知天”之人即洞达内在使命、在礼乐文化中体认自然之道的人——君子。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正是顺乎自然而心地从容之意。

      《孟子》更是明确将心性义理的最终根源归之于天，肯定“尧舜之心”乃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潜质，这对后世的理学与心学影响极大。同时，这也为儒家的价值取向找到了内在的支点，使其所提倡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便获得了逻辑上的必然性。荀子有“以人制天”的思想，恰恰正是以对自然之道（天行有常）的自觉为前提的，“伪”（文化）对于“性”（自然）的扬弃，实际上预设了更高层次上向“性”（常）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较之老庄对人的简单否定是一个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