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了解中国当代美学学术史的情况，笔者与合作者自2001年10月起，陆续走访了一些中国当代美学家、美学研究学者①，就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作了一系列的访谈。其中，一些学者都参与了《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实际上，最初这部教材的书名为《美学原理》1981年出版时才改为《美学概论》，美学界大都笼统地谈论《美学概论》，本文根据这个事实进行了区分)，他们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回忆了自己参加《美学概论》编写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在此期间，《美学概论》编写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马奇、主编王朝闻已经分别于2003年、2004年先后辞世，这使我们认识到了及时抢救这些资料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及时地抢救了一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美学概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动员、组织全国美学科研力量编写的第一部美学教科书，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迄今为止，尚缺乏对这个事件的全面的、系统的描述。而且，随着有关人员的去世、年纪增大，也增加了认识这个事件的难度。因此，很有必要通过抢救资料还原这段历史，并通过这个事件丰富我们对中国当代美学史的认识。 如今，访谈工作已基本结束。现在，笔者根据这些访谈所涉及到的有关编写《美学概论》的材料，还原了这个历史事件的大致情况，希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个事件和中国当代美学的认识。本文所引用的公开发表的材料已经注明，其余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尚待发表的访谈。 一、编写《美学概论》的背景 建国初期，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把全国的高校、系和专业打乱后重新进行了调整。从1958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各行各业都争取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但把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强调到了不合适的程度，结果导致了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行业的浮夸、退步。“大跃进”对高等教育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并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引起了教学和研究的混乱，其中文科的教学和研究显得更为严重。高校教材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旧的教材被否定了，又缺乏新的教材，只好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这样，各高校学生自编教材便蔚然成风。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也只能在政治上贴些标签罢了，连基本质量都难以保障，更不要说什么创新了。例如当时北大、北师大的学生都集体编写了自己的文学史。到了1960年代，“大跃进”的弊端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的状况，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着手整顿当时的教育、文化，也涉及到了对高校教材的整顿，大学文科教材的建设问题也就被提了到议事日程。此外，当时的教学、教材还存在着向苏联“一面倒”的问题。我国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学苏联，由于采用了片面的“一面倒”的政策，我国高校的许多文科教材、教学大纲，甚至院系和学科的设置都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有些高校还直接从苏联聘请教师到中国亲自授课。当时，文艺理论、美学、新闻等文科学科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1961年4月，中宣部组织召开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部署了全国高校文科80多个专业的教材编写工作，并确定文科教材由教育部负责。大学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主要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亲自来抓，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成立了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直接负责教材的规划、协调。当时规划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有80多种，包括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美学、文学等许多学科。其中，文学方面的教材有《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弢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周翰等主持编写的《欧洲文学史》，文艺理论有蔡仪主持编写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持编写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王朝闻主持编写的《美学原理》也是规划编写的美学教材之一。 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把西方美学传播到我国，并且以西方美学成果来解释中国的审美现象；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的第二代美学家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美学教育，他们把所学的美学知识与中国的审美思想结合起来，促进了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中西美学观念的融合，宗白华的一些论文、朱光潜的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的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美学、俄苏美学也随之传入了中国，并出现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学研究成果，蔡仪的《新美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成果。解放前，美学还没有独立出来，也没有成熟的学科建制，只有少数学者在大学中开设过美学课。在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仅有北大、人大等极少数几所大学开设有美学的专题课，由于美学教学受到苏联的影响，基本上采用于苏联的教学模式，甚至直接采用苏联的教科书、教学大纲和教师。例如，北京大学学生使用的教材就是从苏联翻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学生读起来很困难；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学教师就是一位在人大新闻系任教的苏联专家的妻子。由于教材的内容、讲课方式的原因，也由于中苏国情、文化的差异，这时的美学教学效果并不好。这样，美学教材建设才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时代迫切需要既反映了中国审美特色、时代特色，又适合中国学生实际的美学教材。值得指出的是，北大、人大两校美学教研室的成立，为编写教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虽然北大哲学系的科研力量在全国最强，但哲学系并没有设置美学专业，也没有人开设美学课。据李醒尘回忆，最初哲学系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研室设置了美学组，成员有王庆淑、杨辛和甘霖，由做哲学系党务工作的王庆淑负责。1960年，在美学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美学教研室，王庆淑因党务工作任务重而没有参加美学教研室，由杨辛担任教研室主任，教员有甘霖、于民、李醒尘和阎国忠，金志广专门作资料工作。后来为了响应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倡议，宗白华、马采被调进了美学教研室，朱光潜编制在西语系，但他的研究、教学工作大都属于美学教研室的业务。那时，北大也只是开设了一些专题课性质的美学课程：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史，宗白华讲中国美学史，杨辛和甘霖讲美学原理。继北大美学教研室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也成立了美学教研室，室主任是马奇。这两个有独立建制的美学教研室的成立，为美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保障，也成为编写《美学概论》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