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学科形态与框架范式

      所谓学科形态，大体上是指这门学科，在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学科“思维结构”的外在样式(即学科“类别”)，而其框架范式，则是指与外在形态相对应的并由其长期“过滤”、“升华”而来的内部结构方式(人文社会科学，只能借用自然科学的若干范畴概念，两者间无法等同而论，例如这里的“框架范式”，就不能完全等同于(或取样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列举的三要素：符号概念/模型/范例。故一门学科的外在形态及其对应的内在框架范式，都是此门学科在成长史上长期形成、修正的“公共系数”。如果以“一”与“多”来表达多门学科在历史上发展的总体规律的话，“多”则是各门学科不断向前发展的伸延领域，其特征是“不稳定”性。而“一”则是对“多”的过滤、升华与凝集，其特征是相对的“稳定性”。“多”与“一”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促进与同构对应。“一”是宏观对象，“多”是微观对象。在“一”——“多”的往返历程中，即可见出此门学科发展的总体规律。在本文中，“一”指的即是学科形态及其相应的框架范式。而其所异者仅是外内之别：形态是外在的、可以直观的；框架范式则是内在的、分析的。其实两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而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前的问题是对“多”的追逐太多，对“一”的把握太少。

      就美学学科来说，其形成的学科历史，只不过二百多年，尚属较年轻的学科，故其学科形态、框架范式相对于古老学科(例如历史学/哲学等)并未达到最全面、最成熟的状态，亦未能扩展至最大的包容量。但其外在的基本形态、内在框架范式，经过鲍姆加通、康德、席勒、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耕耘和规范，亦显示出其相当的稳定性了。那就是：在西方，它是从属于哲学认识论的，其基本形态、框架范式，亦由哲学认识论演化而来。哲学认识论与哲学本体论的互逆相关性，是西方哲学前进的两个轮子。在古希腊的原始混沌的宇宙论背景中，柏拉图先立哲学本体论，即其理型说(“美本体”亦由此而来)。理型说亦译相论，它与人类的最高理性相关，区别于“第一因”。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背景中，智者们特显哲学认识论(知识论)。于是“认识论本体论”的相关性如何构成一体性，便成为哲人们极为关注的目标。尽管人们对“本体论”概念分歧极大，使用时内涵各异，但就其与理性相关的方面而言，在康德那里却扭转了方向，亦开出了新途。康德以理论理性来通显、封限认识论，以实践理性—意志/道德—来开拓道德形上本体论①。因此，在康德哲学中，知识论(认识论)与道德形上本体论之对峙统一，则显得异常迂迴、曲折，然而其视界亦极高，令人寻味。这里的本体论显然仍与理性相关，但已不属自然科学所谈论的本体论了。故有人说，在康德那里，已砍杀了本体论。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高峰，他们的最高视野，则是企图把“认识论”与“本体论”(与人类最高理性相关的“本体论”)统一起来，其所不同者，是康德以“真(知)—善(意)—美(情)”、“感性—知性—理性”、“现象—物自体”界限分明(并非割裂)的方式；黑格尔则以“人类精神”(人类心灵)作为总体动力、“逻辑法则”作为运转机制——此即“绝对理念”的自我生展功能——把世界统一于良性的螺旋循环圈中。但共同的学科形态，都是“理性—思辨”型的形态，框架范式都是最高视野的“认识论本体论”的统一方式。尽管是不甚通透的方式(本体论一端奇变)。

      这种由“理性相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正—反—合”螺旋上升的理性进展模式)的“本体论”，毕竟与中国心性哲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亦可说是“道德形上本体论”)，有巨大的差异。前者是由知识论(认识论)“逼显”出来的(在康德那里故有著名的“悖论”，悖论的背后即是非认识论的另一世界，在黑格尔那里，则是“绝对理念”的逻辑化——“吾道—以贯之”——此道即理性也)；后者则是直接由“良知/良能”直接地开显出来，故有《中庸》心学的“从未发到已发”的通途，这是纯粹的道德形上学的本体论，它与“知识论”不相关(“闻见之知”被统摄于“德性之知”)。故，说到底，西方即使是与最高理性相关的本体论，最后都可以通由其认识论得以阐明、或反照出来。因而，西方哲学的皇冠，是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此概念，本文已作了特殊约定)。其哲学形态是如此，故美学形态也必然如此。

      由上文可知，西方美学形态、框架范式，是归属于其哲学形态——“理性—思辨”形态和相应的框架范式——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或是“感性—知性—理性”系统的互逆相关性。不存在独立于哲学之外的美学自身的学科形态与框架范式。其与哲学认识论相别者，则是强化了认识论主体(尤其是在情感方面)与对象的“感性光辉”在美学中的巨大价值和意义。由于人是“感性的存在物”(马克思)，故“人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等价于人的“美学存在”；人又是“激情的存在物”(马克思)，故“人的存在”(“知/真”与“意/善”的“二相性”存在)，完全可以被审美的“情/美”存在所激活，成为“真—善—美”、“知—情—意”的统一体。

      只有明确了以上的“学科形态”与相应的“框架范式”的大体界限。才能沿着如上方向往前探索或回顾反思，也才能以此作为参照物，来探索、反思中国心性哲学中道德形上学之美学(详见下文)，以及对峙于“感性—艺术”型诗性形态美学。

      从西方哲学传统视线上检索，由康德黑格尔往上溯，首先遇上的是那位“美学创始人”鲍姆嘉通的美学，其美学曰“感性学”(感觉学)，是对应于“逻辑学”的，即以“模糊的认识”(美学)，对峙于“清晰的认识”(逻辑学)。很明显，鲍氏所依托的是哲学认识论，它亦从属于这种哲学框架范式。其次，往上追溯至西方哲学的希腊源头，则是柏拉图的美学，柏氏在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他展示了广泛的美的现象，但他所要追踪的是“美的本体”。至于“美的本体”是什么，他自己也未明确的揭示出来，最后只感叹地说了一句振撼千年学坛的箴言：“美是难的”。柏拉图美学，无疑地也是从属于他的“理念论”(理型论)哲学框架的。他所要追踪的那个“美的本体”，也就是“理念”的本体(床的理念)，而他“美的现象”，则是“木匠的床”与“画家的床”。柏拉图对“美”的二分：“现象界——本体界”，为西方美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框架基础，提供了完善而无法冲破的框架范式。再次，视线转向康德黑格尔之后，首先要注意到的是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美学”，尽管其间的美学思想甚为丰富，但最有启示性、也最能显示其活力者，是那个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其结论是“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造型)”。这似乎是：马克思已由哲学框架范式转到生产论(经济学)的框架范式，但细加分析，这种生产论框架，是由“生产——消费”二项式框架而来的，而这种二项式框架及其循环结构，其背后的支撑物正是“主体——客体”关系二项式框架及其循环结构，故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序言》中说：“在生产中，人主体化；物客体化”。故“生产——消费”二项式，究其实质，则是生产中的西方哲学认识论框架，最后也还是归属于一种哲学框架范式。马克思在其手稿中的大思路、大框架是：人类本性(正)—人类本性的异化(反)—人类本性的复归(合)。其美学思想则潜伏于“合”的环节中。马克思没有独立自存的美学，它只镶嵌在他的哲学框架中，从本质上说，它归属于西方哲学框架范式(所不同者，是由抽象的思辩领域，转至物质生产领域，仍沿用正一反一合、“主体—客体”关系框架。“黑格尔弟子”的角色未变)。此外，十九世纪下半段以及整个20世纪，西方美学都在德国古典哲学开创的哲学框架范式内翻腾、滚动——或颠倒其结构顺序(自下而上的美学)，或回归认识之开端“感觉经验”(审美经验论)，或侧重于认识之预前结构(审美态度论)，或细显感受认识的微观心理过程(心理学之美学)，或颠覆现代人的感觉系统、或理性结构(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论”/哈贝马斯的新理性论)……总之，西方现当代美学的千种万样，都难以摆脱西方传统的哲学框架范式。现在，有些学人热衷的“主体间性”、“××间性”，莫不如此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