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形而上学的基本命题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明确赋予艺术以形而上的意义，谈到“至深至广形而上意义上的艺术”、“艺术的形而上美化目的”等，他把对于艺术的这样一种哲学立场称做“艺术形而上学”或“审美形而上学”。[1](P43、97、151～152)14年后，在为《悲剧的诞生》再版写的《自我批判的尝试》一文中，他又称之为“艺术家的形而上学”，并说明其宗旨在于“对世界的纯粹审美的理解和辩护”。[1](P17、18) 艺术形而上学可以用两个互相关联的命题来表述： 其一：“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1](P24) 其二：“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1](P152、47) 在《自我批判的尝试》中，尼采再次强调了这两个命题：“艺术是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在世上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1](P17) 在这里，第二个命题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亦即人生和世界是有缺陷的，是不圆满的，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充足理由的，而且从任何别的方面都不能为之辩护。因此，审美的辩护成了惟一可取的选择。第一个命题中的“最高使命”和“形而上活动”，就是指要为世界和人生作根本的辩护，为之提供充足理由。这个命题强调，艺术能够承担这一使命，因为生命原本就是把艺术作为自己的形而上活动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艺术形而上学的提出，乃是基于人生和世界缺乏形而上意义的事实。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现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也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但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赋予它们一种意义，藉此来肯定世界和人生。 在尼采眼里，艺术肩负着最庄严的使命。它决不是“一种娱乐的闲事，一种系于‘生命之严肃’的可有可无的闹铃”，如一班俗人所认为的。[1](P24)面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缺陷，它也不是要来诉说和哀叹这缺陷，而是要以某种方式加以克服和纠正。“人生确实如此悲惨，这一点很难说明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相反，艺术不只是对自然现实的模仿，而且是对自然现实的一种形而上补充，是作为对自然现实的征服而置于其旁的。”[1](P151)自然现实有根本的缺陷，所以要用艺术来补充它，并且这种补充是形而上性质的。在两年后写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文中，尼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个思想：“就像自然需要哲学家一样，它也需要艺术家，为了一种形而上的目的，即为了它的真正的自我神化，藉此它终于把自己设立为纯粹的、完成了的形成物，一种它在自己生成的动荡中从未得以清晰地看见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了它的自我认识。”“自然总是希望惠及天下的，但它不善于为此目的寻求最灵活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这是它的大苦恼，它因此而是忧郁的。它之所以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是想藉此使人的生存变得有道理和有意义，这无疑是出自它本身需要拯救的冲动……”[1](P382、404)自然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仿佛为此而苦恼，要把自己从无意义中拯救出来，要使自己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并藉此自我神化，于是它产生出哲学家和艺术家，旨在通过他们来完成这项它不能亲自完成的伟大工作。 尼采对于艺术拯救人生的力量始终寄予厚望，深信不疑。后来，他也一再强调：艺术是“生命的最强大动力”，“艺术的本质方面始终在于它使存在完成，它产生完美和充实，艺术本质上是肯定，是祝福，是存在的神化”，艺术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求生的伟大诱因，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是悲剧性的求知者、行动者、苦难者的“救星”。[2](§808、821、853) 尼采认为，对于人生本质上的虚无性的认识，很容易使人们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禁欲和厌世，就像印度佛教那样。另一是极端世俗化，政治冲动横行，或沉湎于官能享乐，如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之所为。“处在印度和罗马之间，受到两者的诱惑而不得不作出抉择，希腊人居然在一种古典的纯粹中发明了第三种方式”，这就是用艺术、尤其是悲剧艺术的伟大力量激发全民族的生机。[1](P133～134)在用艺术拯救人生方面，希腊人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希腊人深思熟虑，独能感受最细腻、最惨重的痛苦……他们的大胆目光直视所谓世界史的可怕浩劫，直视大自然的残酷，陷于渴求佛教涅槃的危险之中。艺术拯救他们，生命则通过艺术拯救他们而自救。”[1](P56)在尼采看来，希腊人的这个榜样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也可以说明，他为何要如此认真地对这个榜样进行研究了。 二、希腊的典范：艺术拯救人生 推崇希腊古典艺术是从文克尔曼、莱辛、赫尔德到歌德、席勒、黑格尔整整一代德国思想家的传统。在尼采之前，人们往往用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的和谐以界定古希腊的人性和艺术，解释希腊艺术之能够达于完美性和典范性的原因。文克尔曼的著名概括“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被普遍接受，成了赞美希腊艺术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尼采则认为，德国启蒙运动的这一类解释“未能深入希腊精神的核心”，“不能打开通向希腊魔山的魔门”。至于和他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学术界和非学术界”，则只会发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论调”，或者“说些全无用处的漂亮话，用‘希腊的和谐’、‘希腊的美’、‘希腊的乐天，之类聊以塞责”。[1](P129～131)后来他还特别针对文克尔曼的公式批评道：“在希腊人身上嗅出‘美丽的灵魂’、‘中庸’和别的完美性，譬如赞叹他们的静穆的伟大，理想的观念，高贵的单纯——我身上的心理学家保护我免于这种‘高贵的单纯’，最后还免于德国的蠢话。”[3]（§3）总之，在他看来，德国精神在向希腊人学习方面的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