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古典美学上，谢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上承康德，下启黑格尔，有着和席勒同样的桥梁作用。在对康德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黑格尔的启示和影响方面，谢林和席勒在各自沉思的理路上有很大的不同：谢林的“同一哲学”朝“客观”迈出了一大步，这直接催生了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席勒则把美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思考解决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调和问题，这促成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基本思想的诞生。正是在这个不断扬弃和完善的基础上，成就了黑格尔这一德国古典美学的高峰。我们试图通过对谢林与黑格尔的悲剧审美观的比较，说明各自的不同影响，从而指出谢林在德国古典美学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现代悲剧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一、比较的可能性 谢林和黑格尔是同时代的人物，这使得我们的比较有了时间上的可能。既然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思想是一定时势下的产物，那么，面对同样的社会环境，谢林和黑格尔的理论观点是否相同呢？在德国古典哲学上，谢林由早期的自然哲学发展到后期的神话哲学，他自始至终坚持的是从绝对同一之物出发来构建他的“同一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则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其核心和灵魂是“绝对精神”。谢林的“同一”是指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这种同一是万物的始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指世界的本原在于精神，精神是第一性的。同时，黑格尔吸取了谢林“同一哲学”的辩证思维，把其“绝对精神”界定为一个包含矛盾的理念运动过程，而整个世界就是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可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仅是精神性的，也是实践性的。这样，黑格尔扬弃了谢林“同一”的抽象性和无差别性，指出主客体的同一应是有差别的同一，从而赋予其哲学体系更多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这正是黑格尔超越谢林之所在。可以说，谢林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实质上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直接起点。诚如黑格尔所说，“到了谢林，哲学才达到它的绝对观点”。[1]78 在美学领域，谢林的《艺术哲学》和黑格尔的《美学》都把艺术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谢林赋予了艺术崇高的任务和地位：“艺术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这个证书总是不断重新确证哲学无法从外部表示的东西，即行动和创造中的无意识事物及其与有意识事物的原始同一性。正因为如此，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象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2]276对此，黑格尔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艺术虽然早已在人类最高旨趣中显出它的特殊性质和价值，可是只有到了现在，艺术的真正概念和科学地位才被发现出来，人们才开始了解艺术的真正的更高的任务，尽管从某一方面来看，这种了解还是不很正确的。”[1]78黑格尔的任务就在于不断修正谢林的不正确之处。他否定谢林把艺术作为宇宙中最高的、绝对的存在。黑格尔认为，艺术中的主客观同一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绝对同一；艺术的感性直观并不能充分认识绝对精神；艺术只是绝对精神认识自己三种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的最低一级，艺术“用感性形式来表现真理，还不是真正适合心灵的表现方式”。[1]133只有高于艺术的哲学用逻辑概念的思维才能达到绝对精神的认识顶点。黑格尔正是在批判谢林艺术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最完备的美学体系。可以说，谢林美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实质上也是黑格尔美学的直接起点。 由此可见，在哲学和美学思想上，早期的谢林远远地走在了黑格尔的前面。对此，鲍桑葵从两人的气质和性格方面做出了解释。①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美学史，吸取的是同样的美学滋养，但在诸多方面黑格尔却受益于谢林。我们很难说黑格尔得力于谢林的地方有多少，但“黑格尔的《美学》中的论点很少没有受到谢林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些见解和理论的启发，不管这种启发是用多么奇特或反面的方式提供的”。[3]286我们之所以“取黑格尔而舍谢林，这也一部分是因为谢林的思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的缘故”。[3]300正是因为两人的生活时代和理论观念有诸多的一致性，所以才有了可比性和比较的对等性，这样的比较研究也才有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下面，我们就从悲剧审美观入手来探讨两人的一致性和相异性，看看黑格尔是怎样继承和发展谢林的美学思想，从而做出对艺术的正确了解的。 二、比较的内容 谢林的悲剧审美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该书主要是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对悲剧的本质进行界定的，“悲剧的实质在于主体中的自由与客观者的必然之实际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并不是此方或彼方被战胜，而是两方既成为战胜者，又成为被战胜者——即完全的不可区分”。[4]371由此可见，谢林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主体的自由意志和客观的必然性之间的斗争冲突。而他所认为的必然性却是一种内在的神秘的不可知性，或称为命运、天意。“全部悲剧艺术都是以隐蔽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的这种干预为基础的”。[2]245这就是谢林悲剧起源的“干预说”。可见，在悲剧起源上，谢林沿袭了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说——“一切皆为命运注定”。但是，在接受命运惩罚之时，人的绝对自由也同时得到了应有的荣誉从而被承认，自由“使自身上升至普遍性，并从而居于罪愆的后果之上，并与必然性相结合”。[4]374所以谢林说：“如此完满者，既摆脱福运又不受制于厄难者，处于两者皆空的心境中者，怎么能称之为不幸的呢？”[4]375这正是谢林“同一哲学”的核心在悲剧审美观中的反映。在谢林那里，自由和必然是同一的，“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2]244“自由和必然，同时既是被战胜者又是战胜者，呈现于其最高的不可区分性中”。[4]368自由与必然的平衡，才是悲剧这一美学范畴的审美意义所在，“该无辜的获罪者甘愿领受惩罚，则成为悲剧中崇高的契机，——唯有借助于此，自由可转化为与必然之最高的同一”。[4]376这就是谢林的悲剧效果说，“悲剧可以借助不仅同命运，乃至同生命完全和解的情感来结束”。[4]375谢林的“和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但他赋予了悲剧更高的意义：通过自由和必然的斗争，人的绝对自由得到了承认，从而获得了“崇高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