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历史联系。尽管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比美学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从美学诞生伊始就天然地潜藏着浓厚的人类学性质。无论是在美学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审美问题研究中，人类学都不只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根本性的精神在其中发挥作用，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重要思路。尤其是到了20世纪，美学与人类学都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即从对先验性、普遍性、同一性、绝对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对文化的具体性、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等方面的关注和发掘，这使得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二者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倾向。 从现代知识体系不断互掺和融通的学术背景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性学科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有效整合美学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并超越其各自既定的局限性，激扬学科新质的有力尝试，同时也是深入探讨审美与现实生活以及历史进步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 在学理上，“审美人类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深化和进一步解答的尝试”①。审美人类学“尝试着理清审美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②，它将对审美和艺术进行考察的重点聚集在特定的审美感知和活动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之中，亦即探讨人们在关于“什么是美”以及“如何审美”方面所形成的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建构和规范的，“美”又是如何在这种建构中被遮蔽和显现的。这就必然要求在努力寻找美学与人类学之间深层契合点的基础上，研究当今仍然活着的文化事实，探讨“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表现形态、特征、功能以及造成“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深层原因，并将关于异质文化或“他者”的研究与当代文化危机的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一种更富平衡感的审美文化观念。审美人类学强调来自具体历史语境的审美范畴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因而成为对所有缺乏历史自觉的理论和幻觉的批判。这种批判并非是对对象的外在否定和剥夺，而是从其矛盾和分裂中汲取力量，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生长出来。 审美人类学尤其关注审美和艺术与社会的具体关联方式。审美和艺术不是一种单纯的想象性精神活动，在本质上它们是现实生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态，往往通过象征和隐喻的方式表征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种种对立和分裂、变形及其实质，是对现实生活关系的某种转换甚至颠倒。在马克思主义问题域中，对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探讨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为何腐而不朽的秘密的思考的某种回应，它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是“弱势群体为何以及如何接受，甚至再生产出强势者的意识形态，因而从内部强化了压迫？尤其是，审美愉悦与审美创造力如何被融入这样的体制之中？”③审美人类学研究表明，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的探讨有可能为该问题提供某种解答。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虚假的、错误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脱离了现实生活关系而变形为一种幻象，因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打破这种想象性的和谐关系，而对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产生和作用机制及其效果等问题的研究正是实践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阿尔都塞则进一步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命题：“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即，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本身被赋予了一种物质的存在，每一个被赋予某种“意识”的主体，只要他相信那些“观念”，那么，他必须“按照其观念行事”，因而必须将他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观念，刻写在他的物质实践的行动中④。可见，这里的“物质”已不等同于类似于一块铺路石的具体形态，而是指关于观念的种种实践。任何审美和艺术现象都必定诉诸特定的仪式、话语、身体、幻象、交换、表演、游戏等物质性的存在方式以表现自身，这些物质的存在中蕴藉着的审美与权力的关系正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此，“权力”不限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谈及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而是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它存在于一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对现实生活关系的想象性表达和实践的制度性框架。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需要合法化依据，这种依据除了通过行政部门、军队、法庭、监狱等现代国家机器授予之外，权力更多地则是在“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媒体、文化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⑤中以一种隐蔽的和象征的方式日益获其神圣性原则。 神圣性原则的合法化要求中介的在场，该中介主要表现为群体的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某种仪式性的视点和氛围，“看”于此成为一种仪式性的法则。“审美人类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考察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如何‘看’世界。”⑥“看”与立场相关，它规定着哪些能够被看到以及如何被看，哪些只能被抛入无尽的黑暗之中，“看”因此成为对对象的显现与遮蔽的方式。 作为一种在文化批判意义上的他者，审美人类学这种新的美学形态蕴藏着“反看”“意识形态凝视”的功能，为超越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而建构的文明／野蛮的审美等级秩序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要探讨这种可能性仍然要回到对如何寻找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深层契合点的追问。 直至20世纪中后期，关于艺术和美学的研究仍然无法进入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它们仍然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荷兰哲学家、人类学家怀尔弗里德·范·丹姆总结了人们在借鉴人类学方法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时一般会遇到的几个主要障碍：1.美学本身是一种成问题的主题。范·丹姆引用约翰·弗雷斯的话分析指出，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话题，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经验事实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首先，关于美学学科的界定已经被证明是很成问题的，尤其是它仍局囿于西方文化中；其次，审美情感是个人的、内在的状态，它很难通过民族志研究方法得到充分了解。因此，人类学家一般都通过处理不包含人类主观情状的艺术主题来回避这个问题，研究的重点相应的集中在静态的艺术成品上。2.形式主义和两分法思考模式。3.西方传统人类学往往认为非西方文化中缺乏以言辞表达出来的审美观，甚至据此假定非西方族群不具备审美感知的能力⑦。这一方面揭示了审美和艺术现象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则犀利地指出了传统美学和传统人类学在艺术和美学问题研究中的限度问题。因此，恰恰只有在与这两种学科形态相区分的边界上，审美人类学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藉此探索其发展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