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神速脚步，宣布了理性的偶像黄昏的来临和普世性的革命知性的终结。然而，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的历史浪潮，客观上促使了文化和资本的神圣结盟、权力和知识的刻意合谋、技术和消费的无意识匹配。这样，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每一个存在者都不同性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地狂欢于感性化的消费欲望和享乐本能的迷宫。精神主体在理性、知性和感性三个方面都成为一个现代性意义下的碎片，遗失了回归家园的眼睛。所以，当代语境下的美学研究，必须重构古典主义的审美精神，以期有所作为。 一、美学的还乡之路 美学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成为被理性放逐的角色，它被遮蔽在知识论阴影下而丧失想象力和诗意精神。而由历史境域所决定的流行的意识形态又使它笼罩上浓重的知性灰尘，屈服于功利性目标。所以，历史与现实的两重境遇都由衷滋生出一种呼唤美学回归家园的必然需要，期盼它走上一条还乡之路。 1.美学是“提问”(Question)之学 在传统理论意义上，美学倾心于解答或回答问题，热衷于做语言游戏的工具和思想看护者，因而丧失了对于现象界和自我存在的提问能力。因此，当代美学的责任之一，必须赋予自己的提问意识和提问能力。而对于“提问”的关注，我们不得不瞩目于庄子哲学。 庄子哲学闪烁着奇谲空灵的东方智慧和诗性情怀，以怀疑论的敏锐眼光体察现象界诸多问题，反思自我精神的如何可能、为何可能等形而上的问题，眷注于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提问。庄子哲学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东方怀疑论式的提问，不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满足于追问知识如何存在、如何获得。而是追问：主体能否获取知识？知识如何可能？能否满足人的精神意义的要求？知识是否存在局限性？主体是否必要以有限的生命时间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①他对知识以及对追求知识的行为，均表示了怀疑和质询的哲学态度。除此之外，庄子对人的认识能力、真理的存在、道德律令、自由境界、审美活动、历史的规律性、生死循环、生命意义、现象界的同一性等等问题，都予以新视野的提问。他眷注于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对常识性问题进行富有智慧色彩的提问，而舍弃对这些问题进行“知识”性的或重复性的解答。 我们将这种提问的方法移植于美学领域。一方面，对以往美学的所有命题、概念、观点进行非知识形态的提问，反思以往的诸多结论是否可靠、它们对于审美现象和审美活动的阐释是否正确。我们不再沿着传统美学思路去追问：什么是美？什么是审美对象、审美经验？什么是美的规律？美与实践的关系、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如何？审美标准、审美价值何为？这些属于缺乏想象力和智慧的问题。而是提问：美如何可能？审美如何可能？艺术如何可能？美学如何可能？美学为什么假定超越精神之外的思维偶像而使美面临缺席的窘境？美如何超越知识、经验、逻辑、概念、规律、道德、实践等等思维阴影的遮蔽而获得自身的显明与独立？美与艺术如何消解虚假的片面的标准而走向一个无限定的超越历史的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美学不间断地提出对自我存在的疑问，不间断地追问自我的理论、方法、观念能否成为新的可能性，在这种追问的过程中，愉悦地构筑自己的精神体系。但是，在更为理想化的理论状态，美学对自我的提问也应该具备不断“否定”的性质，它永不宣称提问想象的终结，为进一步的探究保留余地，这样才保持了人类精神的尊严和生命的长久活力。从这个理论意义而言，美学应该回归为提问之学。 2.美学是“想象”(Imagination)之学 以往美学是哲学的附庸，栖息在哲学大树的枝头而获取有限的真理光辉。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思辨之学、本质之学和逻辑之学，充分享有理性和逻辑的思想权威，统摄着其他的知识形式。而美学正像玛克斯·德索所论： 美学一向命运不佳。它作为逻辑学的小妹妹迟迟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开始之日起，便受轻视。说它是作为下里巴人的学说也好，是关于绝对存在的感官外表的一门学问也好，它总是处于从属和无关紧要的地位。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或许是由于论题本身的含混，美学从来就不能主张一个疆界分明的领域或可靠的方法。②(P1) 黑格尔在《美学》中将它称之为“艺术哲学”或者“美的艺术的哲学”。③(P3-4)既然作为哲学的附庸和仆人，美学必然依赖逻辑工具和抽象思辨从事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活动。因此，想象在美学领域的缺席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了。然而，新世纪的美学必须迎接想象(Imagination)这位曾经被冷遇的宾客，因为只有主体的想象活动才可能开拓新的精神空间，为美学获得新的生长点。 想象从来没有在旧形而上学那里获得过合法的地位和被尊重的理性待遇，它被认为是低级的认知形式或感性的、变形的认知方式，只能谦卑地存在于理念的低级形式如艺术中。所以，在思辨哲学或知识论哲学中，自然地拒绝了它的出场。西方旧形而上学将想象阐释为“原本的影像”(Scheme of imase-original)。这意味着如此的理论坚信：想象是对不真实的虚假存在的承诺，是一种对现实存在的非逻辑性的片面化的偶然“理解”，此种“理解”具有非理性的直觉因素，当然。就不属于客观和正确的“认识”活动，因此无法接近“真理”的彼岸世界。因此，想象不可能获得知识论哲学的礼遇。夸饰地说，是传统形而上学集体地以“逻辑”为工具谋杀了“想象”。 西方哲学自康德起，对于想象有了新思维的认识。在康德看来，想象无疑是一种心理综合能力，有助于主体对于现象界的知性把握。他对想象的重新界定代表了旧形而上学对想象的思维变革。然而，这种变革还不是根基性和突变性的，因为康德对于想象的阐释仍然没有超脱于旧形而上学将想象视为非思维形式和非认识能力的理论窠臼。和康德相比，胡塞尔显然强调想象的认识性功能。他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讲座中曾说：“想象是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当下化（再造）的意识。……想象在这里是指与感知一同构成直观的那种意识行为。它与感知相对立，因为它本身是对一种感知的‘想象性变更’。”④(P65)现象学提升了想象在现代哲学中的思维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