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7）04—0087—04 “审美无利害”是审美现代性的基石。现代美学试图在“审美无利害”的前提下，弥合主客二分，来实现个体的统一和超越，此即现代性的审美救世主义。而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从经验自然主义出发，以其非静观性、非形式性美学思想，步尼采的后尘，系统地否定了康德为审美确立的“无利害”的原则，成为审美现代性自我批判与否定的又一次浪潮。无论从杜威实用主义美学在当前西方的大兴其道，还是其作为当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理论支撑，杜威对于“审美无利害”的批判和反思都值得置于现代性背景下深入探究。 一、“审美无利害”原则的确立与审美现代性 “审美无利害”是现代性的产物。按照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观点，社会领域及其文化形态（认知、规范、情感）的分化构成了现代性的首要特性。这种分化使得审美从前现代的形而上学和神话世界观中分化出来获得独立价值。在前现代，虽然存在关于美善分离的思想，但美始终来源于对形上本体的模仿或神性的表现，审美无法从感性和此岸的角度来获得独立的价值，因此，并不存在从主体自身出发的超脱和独立的审美情感。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者夏夫兹博里在传统宗教观黜退的背景下，提出审美是通过“内感觉”实现的无利害的直觉快感，这是最早的关于审美与利害无涉的思想。但真正将“审美无利害”确立为审美的原则，从而为现代美学规定了走向的是康德。 康德将审美界定为过渡的角色。在前两大批判中康德为本体界和现象界划界后，理论理性从经验界向本体界进发，实践理性立足于本体界为现象界立法。在理论理性中“本体界”只以否定性形态存在（只能以“理念”形态占据，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到达），而在实践理性中，“本体界”（“自由”等理念）却成为立法的绝对起点和根据。因此，“自然”与“自由”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康德试图以审美判断力和合目的论的判断力在感官世界中实现这两大领域的过渡。 从康德整个批判体系来看，康德是为了促成由“自然”向“自由”的过渡而确立“审美无利害”原则的。区别于欲望指向肉体快感，道德行为指向善的意志，康德认为，审美判断产生的是远离欲望的无利害的快感，它只与对象的形式有关，想象力和知性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中自由游戏。审美由于摆脱了外在欲求的羁绊，成为无利害的自由的愉悦，它让人体会到超验的“自由”，这是康德确立“审美无利害”原则所要达到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感官的快感和意志的愉悦都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产生普遍有效的判断，康德需要通过无利害的原则为审美寻找一个先天的、能被任何理性存在者都拥有的“共通感”。通过隔绝利害关系，康德纯化了审美趣味，为审美判断的普遍可传达性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有了审美判断的第一契机——无利害性，才有了审美判断第二契机的普遍令人喜悦和第四契机的必然令人喜悦。只有审美弃置了种种不同的利害考虑，才为寻求审美判断的先验原则提供了可能。审美通过“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建立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必然性。由“审美共通感”最终实现向“道德共通感”的过渡，“从感官享受向道德情感过渡”[1]140，将美作为独立的价值相契于“人是目的”的道德领域，在实现“自然”向“自由”过渡的同时，也为美学奠定了人文主义的坚实基础。因此，审美的分化和独立说到底是将审美系于人文主体和人文精神最高尊严的维度，这是康德美学的现代性转折和革命性意义所在。 自康德以降，在“审美无利害”原则的影响下，席勒认为审美是现代世界惟一真正的自由，是人性最完整的形态；黑格尔虽然以绝对理念统一了康德二元论，但仍认为康德关于审美不涉及利害的观点非常重要，艺术是自律的，而且将艺术与宗教、哲学一起置于理念运动的高级阶段，构成了理念运动关键环节之一；叔本华以及后来的心理学美学都以“审美无利害”作为出发点。在“审美无利害”的原则下，现代艺术走上了形式美鉴赏和艺术自律的道路，18世纪以来艺术馆和博物馆艺术的发展就是这一原则的表现。现代性审美实现了从形而上学和宗教中的分化，它不再作为为宗教、政治、道德等手段而存在，而是承担了肯定人文本体和实现自我超越的最高价值。 二、杜威对“审美无利害”原则的批判 虽然“审美无利害”是审美现代性的基石之一，但自从尼采最先在形而上的层面向这一原则提出批判后，不断有人向这一原则提出挑战。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就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较为系统地批判了“审美无利害”原则。 杜威是从批判康德的二分论入手的。对于康德的“现象界”与“本体”的二元论，杜威恢复了培根以来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建立了以“活的生物”（live creature）为基础的一元论哲学。杜威认为，人与动物一样，都是“活的生物”。从自然主义的视角看来，“所有心灵与身体，灵魂与物质，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从根本上讲，都源于生活会产生什么的恐惧。”[2]22 而在“活的生物”的层次，在最原始的经验上，经验主体和经验对象是完全统一的，这种原始的经验非但没有把人降到野兽的水平，反而勾画了人的经验的蓝图，人类美好而独特的经验只有建立在这原始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种原始的经验也为批判分裂了现代人性的价值、观念、文化和信仰提供了坚实的基点。 关于美学，杜威同样主张从最原始的经验出发来理解美学问题。在他看来，“把握审美经验的源泉，有必要求助于处于人的水平之下的动物的生活”[2]8，需要从视觉和听觉等经验的最初状态开始，因为美感的根源就在于人与动物共享的经验之中。所有的审美经验，都是生命机体和它的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包含能量、行动和材料的重新组织的过程，它不过是更为清晰和强烈地表现了每一个完整的日常经验都具有的特征而已。 在杜威眼中，拥有“一个经验”（an experience），即完整地经历对象的整个运动过程而达到完满，这个经验就具有审美的性质。这种经验表面看来是一种初级和原始的，但事实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经验。因为经验要达到完满和整一的程度，必须使得任何经验都共有的模式——做（do）与受（undergo）达到一种和谐。不能只从环境接受太多，也不能只向环境做太多，二者必须达到一种和谐，而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零碎经验中，二者往往并不对称。当经验达到了圆满的程度时，比如在艺术品的创作和欣赏中，这种经验就具有了审美的性质。但就经验而言，它并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实践的、情感的或理智的，也就是说，在康德严格地将审美经验以其无利害的特征将其独立出来的做法是缺乏根据的。在杜威看来，经验的审美性质潜藏于每一个正常的经验之中，它并不需要通过觅取一种特殊的隔绝利害、放弃欲望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