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是20世纪后半叶在英美及欧洲诸国占主流地位的美学派别，也是该世纪历时最长的美学思潮之一。这种秉承了上世纪新哲学精神的美学思潮之“分析”视角，是同更具历史深度的“大陆”视角相对而言的；它倚重于对美学问题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或者说，力图将美学理论问题作为具有语言学性质的问题来解决。 一、分析美学的界定和分期 就历史范围而言，对分析美学思潮可以作出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如果按照狭义的界定，分析美学是指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5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并进而步入60年代这一阶段欧美美学所累积的学术成就。从时序上看，分析美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置后性：它是在分析哲学达到鼎盛之后（哲学上的语言分析革命自30年代就已发生）才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摆脱大陆美学传统的绝对统治。 而如果按照广义的界定，分析美学就是“20世纪对哲学的分析方法……引入美学的结果，这种方法是由莫尔和罗素最早引入的，后来被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人继承下来，经过了逻辑原子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分析的各个阶段”（Shusterman,p.4）。显然，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纪，那么分析美学就理应得到更广阔的理解。本文采用广义的界定。 从20世纪50年代向前推，可以将维特根斯坦的美学纳入其中，因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家里面对分析美学之影响可谓是最大的；而从50年代向后推，原本不在狭义分析美学序列里的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也应被纳入其中，因为正是他们将“后分析美学”推向了高潮：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是分析美学攀到波峰的时期。 与此同时，分析美学对分析哲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它在某些方面对分析哲学（如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起到了“纠偏”作用，并由此成为分析哲学中一个较远的支流。 正如分析哲学的目标是“分析”而非构建体系一样，分析美学的目标也是“分析”，但它也可能会去构建新的美学体系，如古德曼的“建构主义”思想路线就是这样。应该说，从整个历史趋势上看，分析美学从早期的祛除语言迷雾、厘清基本概念的“解构”，逐渐走向了晚期的富有创造力的、各式各样的“建构”。前者可以称之为“解构的分析美学”，后者则可以称作“建构的分析美学”，也就是比尔兹利所谓的“重建主义”（Beardsley,1973,p.49）。当然， 它们的分析方法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既包括“还原性的定义”（reductive definition）分析，也包括旨在澄清模糊和有争议的观念的分析。（Shusterman,pp.4—5）其实， “讲求精确的定义还原”与“综合澄清”这两种分析方法，就像日常语言分析与卡尔纳普派的合理建构之间的关系一样，在美学理论建设中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结构。 1954年问世的由威廉·埃尔顿（William Elton）主编的文集《美学和语言》，在分析美学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本文集致力于诊断并根治美学领域的混乱，认定传统美学已经陷入“概括的陷阱”，并往往导致“混乱的类比”；它将这种混乱直接归之于语言，从而要求哲学为美学提供某种范本，以作为美学分析的基本参照。（Elton）大致在同一时期， 大陆传统的所谓“唯心主义”美学遭到了冲击而有所衰落；由于更多的人们开始采用由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而带来的普遍的语言分析方法，新的美学盛极一时。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学还基本属于“解构的分析美学”；直到人们发现对“艺术批判的本质”问题最容易给出系统分析的时候，“建构的分析美学”才开始真正出场。 按照分析美学的基本原则，它的最一般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谓“关于艺术的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 about art）和对语言“明晰性的追求”（the quest for clarity）。（Shusterman,p.6）这意味着，分析美学暗合了20世纪美学的两个新的取向：一个取向是将美学的视角彻底转向“艺术”，以至20世纪主流的分析美学基本可以同“艺术哲学”划等号；另一个取向则植根于新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和逻辑学的符号逻辑理论，将美学学科视为一种富于精确性的哲学门类。 在研究对象集中与方法论确立的前提之下，迄今为止的整个分析美学可以大致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50年代），这是利用语言分析来解析和厘清美学概念的时期，主要属于“解构的分析美学”，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析为此奠定了基石，而此后的三个阶段均属于“建构的分析美学”。 第二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分析关于艺术作品的语言的时期，形成了“艺术批评”（art criticism）的“元理论”，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可以视为此阶段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用分析语言的方式直接分析“艺术作品”（art work）的时期，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最高成就非古德曼莫属，他通过分析方法直接建构起一整套“艺术符号”的理论，为分析美学树立起一座高峰。 第四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此时直面“艺术概念”（the concept of art），试图给艺术以一个相对周全的“界定”，这也成为分析美学的焦点问题。从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到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的“艺术惯例论”， 都得到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