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3—0084—04 近年来，20世纪中叶兴起了西方的环境美学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浓厚兴趣，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也通过译著和介绍进入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和阿诺德·伯林特的“参与式美学”。如果说前者清晰地体现了西方主流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话，后者却似乎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倾向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本文试图从分析这两种环境美学观入手，对中西传统哲学的自然观思想做一些比较，由此说明在环境美学的视域中整合中西哲学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 在阐述“科学认知主义”的环境审美观时，卡尔松指出：建立在对事物本质认识基础之上的美感，要比单纯依靠经验联想产生的美感更有价值。他曾引用另一位西方学者赫伯恩的话说：“设想积云的轮廓类似于一篮洗涤的衣物，而且我们从观照这种相似性中感到愉悦。设想另一个时候，我们试图去了解积云中气体的紊乱状态，还有在其内部和周边决定着积云的结构和可见的形式的气流。这时，我们难道不认为后一体验比起另一个体验少一点肤浅，本性上多一些真实，并因此更值得去拥有吗？”[1](P46) 他自己也明确宣布：“我们对自然的欣赏不仅是在美学层面上，而且无论是性质还是结构上都与艺术相类似。重要区别在于：在艺术欣赏中，艺术的知识由相关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史所提供，而在自然欣赏中，自然的知识是由自然史——科学所提供。”[1](P50) 因此，“在自然中为了实现严肃的、适当的审美欣赏，它也必须通过自然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认知层面上加以塑造”[1](P9)。应该说明的是，卡尔松并没有否认人们可以从观赏自然景观的活动中获得感性的审美愉悦，他甚至还谈到了自然事物所具有的“生活价值”和“表现力”[1](P69)。但很明显，在他看来，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审美必须建立在有关自然事物本质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这些看法与西方主流哲学依据认知理性精神对待自然界的基本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认知理性精神可以说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从最初的古希腊哲学家力图揭示世界万物的本原开始，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哲学家总是倾向于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首先归结为一种认知性的关系，强调人的首要使命就是运用自己独有的理性能力，透过变幻不定的感性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获取普遍必然的科学真理。赫拉克利特就曾经指出：“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2](P25) 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构成了西方主流哲学基本标志的“主客二分”模式，就深深地植根于这种认知理性精神之中，因为这种哲理精神必然要求我们把人首先看成是能够从事理性认识活动的主体，而把在人之外存在的各种事物首先看成是可以为人的理性认识活动所把握的对象，并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以确保通过理性认识活动获得的科学真理客观公正，不受人的主观偏见或情感爱好的干扰扭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现代哲学虽然开始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性关系，但依然坚持把这种实践性关系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基础之上，强调人们应该凭借理性认识的力量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弗兰西斯·培根指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2](P345) 这种认知理性精神也极大地影响到了西方美学传统及其自然观。柏拉图把“美”看做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客观“理式”，只有理性认识才能真正加以把握[2](P73—75)。同样，鲍姆嘉通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入手，把“美学”命名为“感性认知学”。康德在分析自然界的崇高景观时也明确指出：“我们愿意把这些对象称之为崇高，因为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并让我们心中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3](P100) 他在这里虽然没有强调人对自然美的理性认知，却仍然充分突显了人凭借理性心灵的力量实现的对自然界的抵抗和征服。黑格尔也是站在类似的立场上抬高艺术美而贬抑自然美的：“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4](P4) 提出了所谓“自然全美”观念的卡尔松，当然是反对人去征服自然界的，也没有贬低自然美的意思。不过，当他从“客观主义的视角”强调“事物应该‘如其所是’地进行观赏”[1](P63)、反对人们把主观的东西强加在对象之上的时候，当他主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知识应是如地理学、生物学还有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1](P9) 的时候，构成他的基本理论支柱的，显然还是西方主流哲学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那种认知理性精神，那种认为客观理性的科学知识在性质和价值上要远远高于感性经验和情感想象的哲理精神。其实，从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惟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5](P265—266) 中，我们不是很容易发现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环境审美观的悠久历史起源吗？ 二 相比之下，伯林特的“参与式美学”似乎更倾向于摆脱西方主流哲学的主客二分结构，不是把“环境”当做在人之外独立存在的客观对象，而是当做某种可以与人的呼吸、生命、感受、体验融为一体的东西：“美学所说的环境不仅是横亘眼前的一片悦目景色，或者从望远镜中看到的事物，抑或被参观平台圈起来的那块地方而已。它无处不在，是一切与我相关的存在者。不光眼前，还包括身后、脚下、头顶的景色。”[6](P27) 因此，在他看来，在环境审美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不应该是那种把自然界当做外在客观对象来理解的理性化的科学认识，而首先是人们通过五官肌体获得的感性体验：“事物只有在体验时才变得对我们有意义，因此所有的感知经验中都包含美学因素。”[6](P12) 毋庸置疑，伯林特依然是一位受到西方主流哲学思想浸润的美学家，所以，他才会像鲍姆嘉通那样，十分强调“感知经验”在审美活动中的重大意义。但与此同时，从他那种试图突破西方主流哲学主客二分模式的努力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参与式美学”与中国哲学在对待自然界的基本态度方面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