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5—0005—05 以《共产党宣言》震撼全球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欧洲的出现、形成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既与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文艺思潮有着种种联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传播与发展有着不同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思路，因此系统地回顾与思考它的传播与发展历史，特别是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有着历史与现实的重大意义。当我们跨入21世纪之际，如何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既保持旺盛的活力，又获得与世界文艺科学平等对话的权力；既能高瞻远瞩地面向未来，又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理论品格；既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的智慧和经验，又不丧失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立场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在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文明古国生根、开花、结果，得到创造性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播与发展史上的灿烂篇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文艺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一场艰难的革命，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入口处，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地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认真思考留待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同步的。它具有一些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广泛传播的历史特点。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恩经典作家就开始密切注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径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但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当时世界上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中国人民了解马恩经典作家以及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独立解放的革命真理分不开的。同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和创造性的发展，这首先也是因为它同中国先进分子寻求革命真理，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和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所面临的任务时所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因为卷入斗争的是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1](P104)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则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文艺发展的需要。中国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以新的理论和实践武装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群众，主要斗争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文艺思想）必定采取“特殊的形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显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其一是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它不是装饰品，不是学者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救济社会、除却弊害、解放思想的武器。这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陈独秀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因为它能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我们评价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2](P25)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都极为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这都与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形势、特点分不开，是当时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为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一经传入中国，便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者们没有照抄照搬，而是根据对象、根据情势，尽量采取了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许多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也都源于此。 其二是理论来源的间接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中国报刊提到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899年2月，基督教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此文原是英国进化论者本杰明·颉德（Banjamin Kidd）所著的《社会演化》（Social Evolu）的前四章，其中多次提及马克思、恩格斯；但最初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主要还是通过那些社会地位相对低微的留日中小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对日本学者著作的译介，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901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刊登了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著述的《近世政治史》的译文，提到了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加陆马陆科斯”一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涉及到马恩有关文艺问题的有关论述，包括文艺的倾向性、阶级性等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恩的论著，包括文艺问题的若干重要书信、论著，开始从俄国介绍到中国。这些文献包括瞿秋白所译的全部马恩有关文艺问题的书信、论著都是以俄文本为蓝本，并以俄国学者的阐释为主要依据，于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便出现了一个先天不足的理论误区，即因为当时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一般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论著加以区别，于是在译介时也往往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点与一些含有非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文艺观混杂起来的情况，甚至把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阐释性著作，误当经典著作来读解，理论来源的间接性必然带来理解上的误读。毋庸讳言，在这些阐释性著作中确实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成分。这种理论来源的间接性甚至影响到中共的几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斯诺在1936年的谈话中，就曾说过，他在1920年冬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文献是三本书：陈望道从日文转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科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90年代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入门老师除《共产党宣言》外，则是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的《共产主义ABC》。从今天的眼光看，两代领导人所提及的四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都不是马恩经典著作，余下三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也不符合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实践经验。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一方面使革命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没有更多条件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3](P211) 武装斗争的迫切需要，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一倾向也直接反映到文艺理论界。甚至像瞿秋白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讨论文艺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创作方法时，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拉普”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