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层面：“惟新”、“新民” 关于中国古代的创新意识，最早的表述见诸记载上古圣贤言论、事迹和典章文物的典籍《尚书》。上古夏、商、周三代社会动荡不安，王权世袭制度的建立，宣告了私有制的产生，权力和利益的分化与重组使得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复杂，许多旧有的东西成为过去，而更多新生事物即将破土而出。在这新与旧方生方死之际，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往往以其除旧布新、日新其德的创新意识作为巩固权力、振兴邦国的精神利器。 依今文《尚书》，上古圣贤有一个重要思想，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政治，必须不断更新，才能长久保持健旺的生机和活力。商代君王盘庚曾引述古代贤人迟任的一段话说明这一道理，原话是这样的：“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尚书·商书·盘庚上》。)就是说，用人要用旧臣，但使用的器物却要新的。盘庚引述这话的背景是，夏、商、周三代之人好迁都，认为迁都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运。到盘庚已是第五次迁都，臣民们怨声载道，反对迁居。于是盘庚召集群臣予以训诫，敦促其审时度势，回心转意。而盘庚依据的理由就是，器物陈旧则当更新，国邑圮毁则当迁徙新都，这是上天之命，先王之意，必须遵从和效法之。盘庚这样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尚书·商书·盘庚下》。)就是说，上天将复兴先王的德政，实现大治，我迫切而又谨慎地效法先王，将老百姓从洪水中解救出来，迁居新都，以求长治久安。殷人尚鬼重礼，往往将自然和社会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尊为上天、鬼神和先人灵魂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说，盘庚是将治国为政必须除旧布新的道理作为顺应天理的普遍规律来遵循的。 上古先贤不仅对国家、政治提出不断更新的要求，而且认为人民也有一个自新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新民”的概念。此说见诸《尚书·周书·康诰》，原话是：“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东征，平定了“三监”和武庚之乱，之后将康叔封派往殷地执政。在封就任之前，周公代表成王宣读诰文，告诫封，其职责在于弘扬王道，安抚殷民，辅佐君王履行天命。周是用武力推翻殷商而立国的，它的臣民主要是前朝遗民，因此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使前朝遗民弃旧图新，便成了周的政治家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点在《尚书》中随处可见，从而“新民”问题的提出成为必然和必要，当然这个“民”到后来并不仅指殷民，而是逐渐带有更加普泛的意谓了。在《康诰》中，周公还告诫封在“新民”问题上应该怎样做：“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就是说，要通过教化使人民善良、使国家安康，要时刻牢记殷商先王的德政，重在教化和引导，将安邦治民作为最高目标。另一方面，殷地之民也必须考虑如何革除旧习、改弦易辙的问题。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劝诫殷民洗心革面、自省自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尚书·周书·多士》。)可见《尚书》提出的“新民”问题折射出那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变动的社会转型时代革新与守旧、进取与保守、前进与倒退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而最终稳定天下、推动历史前进的必定是力倡开拓创新的进步力量。 总之，上古圣贤在治理国家、昌明政治、安抚百姓等方面始终贯穿着一种推亡固存、除旧布新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创新意识。期间形成的“惟新”、“新民”等概念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和精神，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显得根深蒂固、不可泯灭。同时古人也致力于将这种生生不息、惟日其迈的创新意识在感性形式、外观形象上显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美的存在、美的风范。譬如劝勉君王以自己的创新之举发扬前人的崇高德行、光大前人的伟大功业：“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周书·立政》。)激励君王保国康民，施行德政，呈现像上天一样广阔的宏大气象：“用康保民，宏于天。”(《尚书·周书·康诰》。)希冀君王居王位而有天德，为百姓树立楷模，供世人普遍效法，让美德善行彰显于天下：“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尚书·周书·召诰》。)可见，良好的政治状况、高尚的道德操守，总是表现为美的感性形象、崇高的风标气象，这正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心向往之、不懈追求的光荣与梦想！ 二、人生层面：“三纲领”、“八条目” 《礼记·大学》在先秦成书，在宋代被列为“四书”之一，全文主要解释何为“大学之道？”的问题，而其着力之处则在于揭示了创新乃是“大学之道”的重要内涵。该文开宗明义，橥橥了所谓“三纲领”、“八条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上述“三纲领”、“八条目”密不可分，其宗旨一以贯之。《大学》说得很清楚，古来人们“欲明明德于天下”，于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来达到这一目的，“八条目”乃是达到“明明德”这一目的的途径、程序和不同阶段。而在“八条目”当中，“修身”又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冯友兰认为，“三纲领”实际上只是一纲领，就是“明明德”；“八条目”实际上只是一条目，就是“修身”。而“明明德”与“修身”则是一回事。① 总之，所谓“大学之道”继承并加强了儒家学说的伦理主义倾向，以明德修身为第一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