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7）02—0002—06 在面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对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弘扬，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做”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对中国美学的古今对接的途径，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从20世纪学术史看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的学术史，不只是一个对过去了的研究历史的简单追溯，更是一个对学术转型时期学术思想、学术理路的反思，从那段学术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能预测未来的可能方向。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但第一本中国哲学史著作却要等到20世纪的30年代由胡适撰写而成；中国在久远的时代就产生了深具特色的文学理论，但第一本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在1927年方由陈钟凡先生完成。类似地，中国美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学术现代化的进程：一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学术史，本身就是在从古典形态到现代范式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行进的，其间蕴涵了丰富的古今对接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古代本无“美学”一词，更谈不上“美学”这一学科的自觉意识。中国美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意识，是20世纪才出现的事情。20世纪初的王国维、30年代的朱光潜引入西方美学的术语、学术框架，开始了中国美学的学术进程。此后的20世纪50至80年代前期，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石，展开了一系列美学、文艺学问题的讨论。80年代中期以降，美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开拓及其兴盛局面。多部中国美学史著作的问世，数以万计的论文的出现，还有全方位研究中国美学民族特色的著作（如儒、道、佛与中国美学）大量印行，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是一个丰富深厚、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以至于一些学术热点甫一形成，立即会把这一视野带入对中国古代的审视。如近几年产生的生态美学热点，中国古代立即被“发现”具有丰富、深刻的生态智慧和审美经验，于是也就自然出现了大量的以生态视点来发掘、阐释中国美学传统经验的论著。 回首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历史，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重要启示：中国古代美学在整个美学研究的格局中有逐渐走高的趋势，对其的深入研究，是美学研究“中国化”的标志。 在中国美学草创之初，以王国维、朱光潜为代表的美学前辈，确实主要是通过转译、传播西方美学概念来开展其现代美学建构的。但在其过程中，中国传统美学的因子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低估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王、朱二人的美学建构，是以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为色相，而以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为底蕴。王国维更是在批评形式上由早年的醉心德国美学转向中国古老的诗话词话批评，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审美概念。朱光潜尽管长年留学欧洲，其早期的美学思想容易被人看成是克罗齐、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美学的中国版，但他在解释、传播西方美学概念时，也经常运用中国古代的审美经验进行对接。如被朱先生本人视为其早期代表作的《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谈美》（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一些标题更是采用了中国古典文艺批评的言论。这样，在以西方美学为骨架的现代美学观照下，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得到了新的阐扬和发挥。意大利汉学家沙巴提尼教授就认为朱光潜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而这个传统之木便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而且，在朱光潜早期的美学著作中，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论》与中国诗歌美学关系最深，堪称20世纪前半期有关中国诗学研究的有数之作。这说明，能够在学术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有价值的研究，大多是那些对中国传统资源以现代视野进行阐发、开掘的论著。 在20世纪中期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美学界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石。由于思想方法简单，加之那时美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盛行，相对忽略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自身特征和价值。而80年代中后期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兴盛，则极大地改写了20世纪的中国美学学术史。有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宗白华美学的价值的被“重新发现”。在贩卖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盛行、体系建构的时代，宗白华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探讨中国美学、艺术问题的论文，未能引起美学界的足够重视。但是到了中国古典美学大受关注的时代，宗先生那些探讨中国艺术意境、畅论“世说新语时代”的审美文化的论文，却受到了学界的极力追捧。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读者反应、效果”的沉浮，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笔者认为，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和以徐复观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学的“中国艺术精神”阐释，对我们思考传统美学的当代境遇、进行中国文艺美学的古今对接，具有最大的启发意义。 在通向现代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见出传统美学的当代意义 20世纪的美学学术史还昭示我们：对古典美学进行现代阐释，实现中国美学的古今对接，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从20世纪20年代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到50年代开始提倡的“古为今用”，再到90年代热炒的“现代转换”，这方面的理论、方法提出了不少，但现在最需要的是扎实的、具体的实践。在现阶段，笔者认为，一些畅谈中国美学值得继承的优良传统的宏观论述固然有其价值，但从问题、范畴、概念入手，探讨其古今对接的可能性的具体、个案研究，尤为需要。待到那些通向现代的古典文艺美学范畴、概念系列得到成功清理，宏观上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价值建设也就水到渠成了。 清理通向现代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概念，笔者以为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进行现代阐释。我们提倡关注古典、注重传统，并不意味着恪守一种复古守旧的价值观念。而且事实上，所谓的传统，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学术研究追求客观真实，力求还原历史，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还原”也只能是相对的。“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现代人的知识背景、文化语境形成的“视界”，必然被带进被阐释的对象——中国古典美学——中去。更由于“美学”这一学科的概念框架本身来自西方，它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产物。中国古代尽管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但本身并无与之对称的概念系统。有人甚至提出“中国古代有美学思想而无美学”，“中国古代的‘美学’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潜美学’”[1](P125)。这一说法当然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思维。但我们从20世纪美学研究的大势来看，“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确是来源于西方，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把注意力转到对中国古典审美经验和美学思想的发掘上。而中国20世纪的特定历史，所谓的“现代”，又往往和“西方”交接在一起，所以，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它们的比较、选择、融通，就成为100多年来中国美学建设的焦点。中国古代美学的学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构，正是在这一学术大背景下进行并得以发展。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不仅隐含了一种“天然的”中西比较意识，而且本身就暗含古今对接的学术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