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形式概念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旭曙(1965—),男,安徽芜湖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重庆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形式概念在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体系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先验形式(康德)、理性形式(席勒)和感性形式(黑格尔)这三个看似不同的形式概念与为自我奠定普遍的理性基石的启蒙思想紧密相关。审美则被德国唯心主义者用作解决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矛盾冲突,回答健全、和谐、自由的人如何可能的问题。二十世纪西方形式美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题是由德国思想家们奠定和开辟的。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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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07)03—0030—05

      一、形式·审美·人

      要充分、合理地分析、评估“形式”在德国古典美学体系建构的思想张力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引用席勒的一句令人费解、颇有争议的名言:我确信美只是形式的形式。不过,面对形式,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棘手的处境,一方面我们能时时感受到形式的强大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五花八门的形式概念内涵——鉴赏判断的先天普遍形式(康德)、感性形象(黑格尔)、含有形象之义的理性形式(席勒)——又使我们如坠云雾、不得要领。那么,如何才能对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形式问题获得清晰而有深度的透视呢?在我们看来,那就是必须把它放置到启蒙运动的思想图景中去考量。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写道,启蒙的格言就是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种启蒙精神把能运用理性看作为人的本质,并且坚信人能够通过理性的运作而实现自由。的确如此,启蒙思想家的设计方案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自我和人奠定普遍的理性基石。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形式问题的实质是与人、与主体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德国生命哲学家西美尔在《现代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这样分析道,相对于古代世界的存在概念,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自我概念的兴起。十七世纪末期,“‘自我’、灵魂的个性才作为一个新的核心概念而出现。有些思想家把存在描绘为自我的创造,另一些思想家则把个人的特性理解为‘使命’,理解为人的根本使命。这种自我、人类的个性,既是绝对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目的。”[1](P244—245) 西美尔描述的正是启蒙思想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再简化为两点:普遍理性、人的科学。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也指出,莱布尼茨在《论真正的神秘的神学》中表达的在个性与共性的概念之相互关系中寻求和谐的思想转移了全部哲学的重心,由美的问题而导致的新的“哲学人类学”的创立是18世纪全部文化的特征。[2](P31—349) 但是后来的思想史发展表明,理智主义把人的生命抽象化、概念化,而人本主义或者注重表面的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或者只关心生活本身,不能超越自身看到全体。因此我们看到,贯穿启蒙运动的经验派和理性派、生活派和形式派之间的对峙,就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思考出发点——面对感性和理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必然与自由、思维与存在、有限与无限、个别与一般等一系列矛盾冲突,和谐、健全的人如何可能?(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启蒙哲学》第七章的小标题就可以约略见到德国古典美学主题之思想来源了)审美功能是导向个体、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是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共同主张。康德用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审美判断力统一个别与普遍、自由与必然,席勒追求美的感性客观性,谢林把美和艺术作为感性的有限之物和理性的无限之物的联系,黑格尔用绝对精神的自我矛盾(对立统一)运动统一了主观与客观,正如克洛纳在其巨著《从康德到黑格尔》中所指出的,这可以看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一个主题明确、条贯一致的思想史线索。

      我们知道,康德试图用审美判断力作为沟通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桥梁,这个问题的要旨就是自然的人如何通过审美和合目的的活动而成为自由的人。在他看来,只有人才有真正的理想。但是,康德学说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不但没有越出纯认识论的范畴,而且始终把问题的解决放到主观的、形式的一面。如同康德一样,席勒的美学是他对人性的先验分析的自然延伸。所不同的是,康德的统一是主观的,抽象的(主观的合目的性),席勒则在人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在游戏冲动及其对象“美”中,把“形式”和“生活”调和、统一、结合在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审美世界中,把形式美学、生活美学和康德的批判美学结合与调和成一种“活的形象”的综合体。审美、美和艺术的重要性在于使人摆脱异化状态,恢复人性完整,达到精神自由。在使他扬名四海的第一篇“思想抒情诗”杰作《欢乐颂》中,席勒就热情讴歌过人人无差别,万民同乐的天堂世界,形象化地表达了对过分理想化的精神自由、平等的渴望。席勒对美的本质的探讨已经从康德的纯思辨的主观的形而上学朝着客观、现实的基地上转移了,成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来源。席勒把心灵的自由及其客体化的表现作为美的最内在的根据,这个迈向实践领域的思路受到黑格尔的高度赞扬并且大加发挥。在《美学》里,黑格尔以小男孩投石水中,把水中所现圆圈看作为自己的作品来说明“在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的思想,就是美学的实践观点的萌芽。

      康德美学的中心议题可以表述为个别的审美判断(趣味判断、鉴赏判断)为什么具有普遍性?讨论美学中的鉴赏现象当然不始于康德。有人把格拉夏恩视为鉴赏概念之父。[3](P40) 十七世纪时,鉴赏或好的鉴赏这个词就很流行了,人们把它看成有别于“知性的审辨”的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审辨”功能。经验论美学的集大成者休谟认为,审美趣味取决于感性气质的敏感程度,又非常依赖健全有力的理智。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把超凡的鉴赏力看成感觉、体验的能力与理性分析技能的综合。博克指出,审美鉴赏力(包括感觉、想象力、理性判断力)是心灵的一种官能,存在着共同的、确定无疑的原则。这些理论探索给康德很大启发,但又不十分满意。因为这些人要么停留在经验心理学领地(博克),要么陷入不可知论(休谟),要么固守新古典主义法则(伏尔泰),都对人的先天观念在审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估计不足,因而还没有进入哲学领地。康德就是要在先验哲学的基地上试图克服这些缺陷,为纯粹的鉴赏判断的法则奠定一个先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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