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06-11-13 所谓“技术之美”是对一般技术意义的颠覆，即反对把技术仅仅当作“手段”和功利的“行动”，而将技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使人在劳动中不丧失人的内在目的的人文关怀。早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就先觉地意识到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他反对技术的工具化。庄子对制造工具本身不感兴趣，他关心工具制作过程中的人，以及技术对人生存的影响和效果。庄子看到技术逐渐脱离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人随心所欲设计和制造的手段，人又被自己所制造的物所控制，导致技术异化、人性异化。在先秦诸子中，惟有庄子赋予“技”以审美意义，把人性意识渗透进其技术思想中，以为天道美的展现是技术的本质，人之技的最高境界是由技入道的审美生存。 一、工具化的技术是对人性美的扭曲 庄子反对知识、反对技术的观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这些观点虽然表述不一，但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庄子是中国科技缓慢发展的罪人。人们常举的例子有两个，一是“轮扁议书”[1] (《庄子·天道》)，另一个是老丈“抱瓮汲水”[1] (《庄子·天地》)。 “轮扁议书”中的技“不可言传”思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艺术领域的个人风格，把它“上升到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应具有个人风格，把经验的相对非逻辑性的和语言的相对模糊性，无限推论到理性的语言领域、并且推翻逻辑表达的一切可能性，更是十足的荒谬……庄子是阻碍中国的技术发展和遏制科学产生的最大罪人”[2] (P36-37)。这个观点的结论是片面和绝对的，但有一点是对的，“不可言传”的思想，的确是一种审美的观点。《考工记·轮人》谈制造车轮的技术要求，即车轮要牢固，和地面的接触面微小，做得正圆。作为技术的传授，《考工记》讲得很清楚了，人们依照它就可以制作车轮了。庄子理解的技与《考工记》作为手段的技是不同的，庄子传授的不是单纯的技巧，而是一种与人的自由境界合一的体验，这种个性化的感受是无法言传的。体验与经验不同，它是纯粹个人的，庄子谈技，目的不在于指导人们学习制作车轮，他要求在技中体道。庄子道技合一的思想也是受当时技术特点启发的。李约瑟(Joseph Needam)认为中国文化以经验主义为主导，他以《天道》记载的有关制造车轮的工匠扁的故事来说明：“故事中扁告诫齐王不要只坐读古书，而忽略亲身体验人性、掌握统治艺术，这就好比工匠应当亲自研究木料与金属性质才能有收获一样。”[2] (P152)只有研究客观事物才能获得知识，“这成为历代中国科学思想家高举的标语口号”[3] (P152)。李约瑟在其中读出了“真知实学”。 “抱瓮汲水”的寓言则被视为“反对以机械代替劳工”，“对于生产则极端排斥技巧”[4] (P35)，主要反映在“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1] (《庄子·天地》)这句的理解话中。庄子的这一推论，从语言逻辑上讲缺少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从事理逻辑上说，不能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把这句话还原到《庄子》中，从得出这一结论的具体情形来看，非但不荒谬，而且体现了庄子人性化的科技观。在“抱瓮而汲”的寓言中，“瓮”与“槔”，均为汲水工具，“瓮”原始，“槔”先进，汉阴丈人去高而就低，舍“槔”而用“瓮”，这与庄子的科技观有关。槔的制作利用的是杠杆原理，省力快捷。它用木料凿成，后重前轻，“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1] (《庄子·天运》)槔完全为人所操作，取水像人从井里把水提到田上一样，水快速流动像沸汤涌溢，这与老丈抱着瓮取水灌溉形成鲜明对比。子贡以效率衡量技术，他以“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1] (《庄子·天地》)为圣人之道，新机械“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旧机械“用力甚多而见功寡”，以新代旧视为理所当然。与子贡以机械有用的程度为标准不同，老丈以“载道”为机械衡量的标准。槔虽然快捷，但因为“道之所不载”，所以“羞而不为也”。槔之所以不载道，在于它只有物的功用性，人对功用性的片面追求，导致新机械的不断产生，助长人们对物的投机心里，“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1] (《庄子·天地》)，“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 (《庄子·天地》)。单纯追求效益，技术就会不断地更新，因此不断地膨胀人的贪婪之心，“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1] (《庄子·徐无鬼》)，易受外在利益所驱使。所以，“有机械者”→“有机事”→“有机心”的推理是有道理的。子贡与老丈反映了两种科技观：“有用”与“无用”。庄子认为，“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1] (《庄子·齐物论》)，“不知”为真知，能止于所不知的境域为真人，人们所能够认识到的一切知识都是有限的。从“不知为大知”、“无用为大用”的思路，我们推出庄子思想中的技是有区分的：大技和小技。小技是工具化的，大技是载道的，充满人文关怀，以人性的需要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有用”的工具性不是技术的本质，它只追求功效和物质利益，而“载道”之技，体现了人性的技，才是真正的技。所以庄子反对的不是技术，而是片面追求技术带来的对“天道”的迷失，他对伤害人性的新技术嗤之以鼻。庄子是为了维护心灵的纯真，而不愿去做，汉阴丈人抱着怀里的那只瓦瓮，完全是出于人性生存的选择。综观西方现代社会“机事”、“机心”发展的某些严重后果，不得不承认庄子为智者。对此，阿尔贝特施韦茨(Albert Schwei tzer)由衷地发出感叹：“这位园丁在公元前5世纪所感到的危险，正以其全部严重出现在我们之中。”[5] (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