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作为道家哲学文本，以天地自然为人类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本体，自然万象乃其论道基本材料，其中有丰富的自然信息。更重要者，《庄子》不只提及自然，以自然对象、现象为材料，而且表现出对天地自然由衷的欣赏甚至崇拜之情，明确地肯定了自然对象、现象的审美价值：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 天地有大美而言。(《庄子·知北游》) 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首先是一个自然审美文本，然后才是一个哲学文本。对天地自然的审美感知、体验是其道家哲学的感性基础，庄子必先从朴素的感性审美观照层面感知自然、欣赏自然，然后才能提升出更抽象的哲学观念。故而，自然审美是《庄子》的基础性内容，并对后世中华自然审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无用之用：对自然的审美态度 直接将《庄子》文本视为自然审美实录，似嫌唐突。不过，我们可先从这些故事开始： 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庄子·逍遥游》)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庄子·人间世》) 人与自然的实现关系总是先从物质利用开始，因此物质实用是世人观察、理解自然的第一性视野。但是，庄子却给我们呈现了另一种景现——无用，甚至有害。面此情境，世人大多表现出一种冷漠，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庄子却教导我们有用即会有害，不材也许是福：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代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天于斧斤，此材之患也。(《庄子·人间世》)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醒三日而不已”。子慕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庄子·人间世》) 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庄子·人间世》) 无论人物，因其无用而能自保、远祸，故而庄子提倡一种新的待物观——无用之用：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逍遥游》) 庄子反复致意的这种超实用、非功利的对待自然对象的态度，即苏轼所说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性审美态度。庄子所描述的“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和“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实即在大自然中自我精神解放的审美，此之谓“逍遇游”。对自然对象“无用之用”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它标志着先秦中华自然审美之自觉，意味着先秦天人关系中之最后一种——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确立。这不只是中华先秦自然审美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是先秦整个中华早期审美意识的重要成就。由于庄子对儒家世俗人伦活动持厌弃态度，强调要“游乎方外”。故而庄子哲学的现实性便不可能在现实的物质活动空间，亦非宗教，亦非科学认知，而是精神感性的解放，是审美。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将整个庄子哲学理解为美学才是确当的，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从自然审美角度研究《庄子》的根本理由。 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笄，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 这是庄子对自然界各种音响效果的敏感、欣赏和感悟。既有听觉形式美方面的感知，更有精神理性的惊异：“吹万不同，怒者其谁邪？”体现了先秦中华自然审美悦耳目和悦心意两个层面。在庄子看来，自然风声这种不期然而然，“生物之以自相吹也”而产生的天然众声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天籁”足可成为《庄子》关于自然美的概念，他对“天籁”的推崇正是对自然审美价值的张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看《庄子》感知、欣赏自然的范围： 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庄子·列御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