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有文字记载的长达三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本民族的审美传统，这种传统概括来说，主要有五：乐天忧世、崇阳恋阴、尚贵羡仙、自然至美、中和为美。 一、乐天忧世 中华民族对于人生的态度，在乐与忧之间，乐的是天，忧的是世。关于乐天，《易传·系辞上传》说得很清楚：“乐天知命，故不忧。”这里讲的“天”，基本的意思是天然；“命”，指命数，命数是天的规律性的表达。《易传》这里表达的思想，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是相一致的。按照这种理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人如果能从宏观的角度理解这种伟大的天然，将自己的全部活动纳入宇宙的天然之中去，就“吉”，就“无不利”，即使有困难，有危险，也能“厉，无咎”。 人生事业，不外乎进退、动静、健顺两大维度，《周易》打头的两个卦，乾卦与坤卦分别表达这两种人生态度，乾为进、动、健，坤为退、静、顺，虽然具体态度迥异，但都符合事物本性。《乾卦·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坤也如此，《坤卦·文言》云：“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乾道“御天”而行，坤道承天而动，都不离以天命为正。 “天命”在周易中也用“时”来表示，《易传·系辞上传》提出“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与时偕行”的观念。“与时偕行”即与“天”同行。与天同行，那就是“得正”。“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规律；得正，就是按规律办事。能按规律办事，事情就能办成；事情办成，其效为善，也为美。《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里说的“通理”，通的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所谓“正位”，即选取与自己的本性相适合的位置。 按照中国哲学，天既然被理解成天然，也就可以理解成本性，天即性。宇宙万物各有其性，也各有其天。天、性决定了每一物在宇宙的大世界中所应做的，所能做的，这就是命。命由性出，性由天定。 《庄子·马蹄篇》提出“天放”的概念。天放，放的是天，也是天使之放。庄子反对伯乐相马的做法，认为那种给马套上笼头、钉上马掌、配上鞍鞯的种种做法，都是对马的伤害。而让马没有任何羁绊，自由驰骋，那才是天放，那才是美。 符合本性的生存，似是最低的生存方式，却也是最高的生存方式。说是最低，因为从逻辑上讲，这要求并不高，难道鸟不应该在天空飞翔，鱼不应该在水里遨游，马不应该在大地奔驰？当然应该这样，但是，在实际上，要做到这样，有时并不容易。一国之君的鲁王不就将海鸟当作神供在庙堂上，按照人的方式在养它吗？最后，竟然让海鸟被那种只有在人看来是美妙的音乐给吓死了。 人理所当然应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但是，深入地考察人的现实生存方式，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按照人的本性生活着？源律禅师问大珠慧海禅师“如何用功”，慧海的回答竟然是“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源律说：“一切人都是这样的，与和尚用功有什么区别？”慧海说：“一般人该吃饭时，百种思索；该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五灯会元·卷三·大珠慧海禅师》)吃饭、睡觉这样的小事，都难以做到随顺自然，依乎天性，其他的事就更难说了。 《易传》、《庄子》说的“天”指自然之天，人能以合乎人的自然天性的方式生活着，怎么能不快乐呢？这当然是一种美的享受了。先秦儒家也讲“天”，不过，这种“天”更多的是神性，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两处说的“天”都有神的意味。虽然，孔子承认有一种体现为神的意旨的“天”存在，但是他并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体会神的意图上，他更重视的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仁”与“礼”。在他看来，仁与礼其实是合乎天意的。他在遭到宋国司马桓魋围困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说的德，当然是指他身体力行的仁与礼。这种品德，在他看来，是上天赐予的。 什么是孔子的快乐？孔子的快乐较庄子复杂，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里说的乐，内涵丰富。“饭疏食饮水”这种贫寒的生活本身当然不值得乐，所谓“乐在其中”不是指这种生活本身，而是指在这种生活中仍然坚持体仁践礼。也就是说，乐，不在贫，而在安贫；安的也不在贫，而在贫中坚守的仁与礼。这样，孔子说的“天”实际是人意，当然不是一般的人意，而是圣人之意，亦即道。 中国先秦儒道文化后来的发展是两者的合流，这样，中国传统文化说的“天”就以自然之天为本，而又融会了神明之天、人伦之天；天意就这样成为自然之意、神明之意、圣人之意的统一体。中国哲学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就是这样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只是精神上的，不是实践上的。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精神上做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快乐是最高的快乐。《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先秦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讨人生快乐时，不同情况地将最高的快乐归属于“天人合一”。陶渊明自称“乐乎天命复奚疑”，以物我两忘的态度，尽情欣赏自然山水：或采菊于东篱，或凝眸于南山，或对话于飞鸟。至于死，他以达观的态度看待之，说是“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苏轼在《赤壁赋》中也深入地探讨了“天人合一”的快乐。他认为，像水与月这样的自然物是无穷无尽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既然如此，因人生短暂而悲哀其实是不必的。他对他的朋友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这就是说，只有徜徉于大自然之间与天地共生才是最大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