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1-0022-11 一 美育或曰审美教育，作为一种现实的教育活动和方式，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在西方，古希腊人已开始用史诗、戏剧、音乐、雕塑等不同艺术形式对自由民施行艺术教育，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学理论中都包含了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在我国，自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起就留下了“先王之乐”的种种传说，《尚书·尧典》中即有舜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周代之后，“制礼作乐”更是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而包含着文学和艺术教育在内的“六艺之教”（礼、乐、射、御、书、数）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无论中外，施行艺术教育的目的都在于将人美化，使人“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1](p62)，从而养成“自由而高尚的情操”[2](p275)。简言之，就是将人从粗野而凡庸的生存之域提升至尽善尽美的理想之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了“美育”一词的发生。据现存所考材料看，汉末魏初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可能是中外最早提出“美育”一词的人。徐干在其所著《中论》一书的第七篇《艺纪》篇中写到：“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故谓之瘣；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大胥掌学士之版，春入学舍，辨合万舞，秋班学，合声讽诵，讲习不解于时。故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在这里，徐干不仅明确提出了“美育”一词，而且依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说明了先王“美育群材”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以“六艺”、“六仪”来造就“群材”。在这篇文章中，徐干发挥了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古训，认为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礼乐之本”，同时礼乐又是修饰德行的枝叶，是“事成德者”。因而以“德音”为本的礼乐来“美育群材”的目的乃是君子人格的养成，“美育”在中国古代乃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基本途径。 不过，尽管徐干很早就使用了“美育”一词，但该词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古人经常谈论的还是“礼乐教化”、“六艺之教”。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当20世纪初叶，美学和美育的概念与观念在中国学界广泛地传播起来的时候，是受到了徐干和其他什么古人的影响。事实上，现代的美学和美育之类的概念和观点不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且从其观念内蕴和思想取向上看还是对古代以道德伦理教化为目的的美育思想体系的一种历史的反动。具体言之，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滥觞，首先不是缘于对古代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动因，起于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时代局势，同时也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就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具体观念和内容而言，首先是西方相关思想的移植和汲取，其次才是基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教育背景以及美学和艺术研究状况的改造、转化与创新。换言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项自觉设计的“现代性”工程浮出历史地平线的。从社会语境上看，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追求相匹配；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它以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知识诉求为精神支撑。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老大的中华帝国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击打下，愈加显出了其落后、腐败的实相，面对着国权沦丧、种将不保的危急局势，惊醒起来的中国人开始了以富国强兵、重振国威为目的的艰难探索，中国社会也从此开始了由传统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的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19世纪中叶，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势，封建士大夫中一部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最早惊醒过来，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强烈呼声。他们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主张用“经世致用之学”来改革旧的传统教育，从而改良政治、改变学风，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达到抵御外侮、“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目的。其后，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更是秉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把兴办新式学堂、造就懂得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视为中国富国强兵的根本和当务之急。再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有识的中国人已经系统地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中国之国势颓委、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3](p175)。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的办法在于通过变法来“新民”。新民是变法之本，也是国家强盛之本。而要新民，首要的在于开民智、伸民权。开民智，就要兴办新式教育；伸民权，就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清末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的《学校》(1892)一文中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p47)在该书的《西学》(1892)一文中又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4](p54)严复在其1895年3月刊于天津《直报》上的《原强》一文里也严复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论述了中国通往富强之途、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基于这个普世通则，故中国“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3](p173,175)。严复所谓“鼓民力”，就是要通过禁绝和改革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样一些不良礼俗，以培养人民健康的身体；他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废除八股取士，开办新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所谓“新民德”，就是要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严复认为上述“三者乃强国之本”，而其中，他又特别强调民智者为“富强之原”。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氏在其作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一书的第二节“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以更为清晰的理路和更为简洁的语言总结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5]（第1册，p15）在该书的第三节“学校总论”中，他又把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变法的首务，强调中国之衰乱由于教之末善，“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甚至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5]（第1册，p17,19,20）这与严复的上述观点是一致的。循此思路，在同作于1902年的《新民说》和《论教育当定宗旨》等论著中，梁启超又依据天演物竞之理指出，当今的时代乃民族帝国主义崛起与盛行的时代，“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5]（第2册，p657)这是从“外治”即外患方面着眼，而从“内治”即祛除国家内部的腐败堕落达至除旧布新的局面来说，也惟有新民一途。“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5]（第2册，p655)苟如此，国家又何患之有？而欲新民，则非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兴办新学不能为也。他强调说：“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故有志于教育之业者，先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之界说，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5]（第2册，p911～912）。由以上诸多的引证可见，中国现代教育是在国势危急、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换言之，它是富国强兵的追求，是社会现代化之时代需求的产物。而中国现代美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境况和教育背景中孕育并展开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育首先必须明了的一个历史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