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美育代宗教 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这个命题以现代美学意识融会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为中国美学的现实使命作出了明确指归。彰显了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1917年8月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先驱蔡元培先生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并刊登在《新青年》上。他的演讲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袁世凯复辟以来社会上宗教活动的猖獗。蔡先生沿循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知、情、意三种精神作用的说法，对宗教与人的这三种精神作用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不再以宗教神话传说作为认识世界的根据，也不再以信神、敬神为最高道德标准，宗教与知、意两者的关系已经疏离，于是与宗教关系最密切的唯有情感作用，也即美感；然而“美感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作用，而转以刺激感情”①。有感于这一弊端，他提出“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②。对于中国人来说，在生活上既无欧洲人那种特别的宗教仪式习惯，在艺术上则从唐宋起即很少受宗教之役使，“有脱离宗教之趋势”。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完全摆脱宗教而代之以美育，条件业已成熟。因此他主张要以“普遍”（无人我差别）的“超脱”（无利害计较）的美育取代之，以培养高尚人格和献身精神。 对于蔡元培先生的具体观点也许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如有的学者曾发文认为他对宗教作用的评价有失公允，宗教与美育其实不可互代，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在这里暂且不论。我们应注意到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演讲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更应注意到，蔡元培先生演讲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尽管在他短短的演讲中没有突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缺乏深刻的宗教精神，反之，中国传统文化拥有深厚的“人文化成”精神，这就是“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文化基因。在笔者看来，鉴于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因素的先天不足，鉴于科学和法制未能完全有效地解决人自身的精神寄托终极关怀问题，鉴于高科技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失衡的负面影响，“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美学的基本使命在于通过情感观照的中介协调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使之达到自由与和谐，这种使命与儒家“人文化成”的传统精神是相通的。当代中国美学和人文工作者应加强这种使命感，不能仅仅沉溺于纯哲学理论的抽象演绎，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纯艺术形式的解析，而应更直接地切入人的现实生活，在国民人格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充分重视美育的“人文化成”功能。审美活动是人性圆成的内在需要，审美教育是圆成合理人生的重要和必要途径，在先天宗教信仰情感基础不够深厚的中国更是如此。 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一重是物质的存在，一重是精神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本体。科技与人文是人类生存的两翼，前者解决人的物质生存，后者解决人的精神寄托。人类社会已步入高科技的信息时代，《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向人们展示了数据化信息对人类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全方位的影响，人类物质生存的效率将极大地提高。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数字化生存的方式能终极地解决人的精神寄托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西方工业化的进程已表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物质文明的发展未能有效地与精神文明相和谐，那么必然会导致新的精神危机。西方工业化社会片面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人的全面异化，以及后工业社会导致的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人的天老地荒式的失落感，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事实。于是，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预言：未来信息社会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与否，因此强调把物质文明的奇迹与人性的需要和谐地平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相应的负面精神效应均在当代中国得到了演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同样面临了精神文明如何与物质文明发展相平衡的问题，部分国民心态的浮躁，精神价值的失落，天人和人际关系的失衡，均是这种负面效应的凸现。西方文化由于其元典精神中深厚的宗教因素，使其在解决人的精神寄托问题时可较多地依赖于宗教，中国则缺乏这种传统，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的是自我教养与化育的“人文化成”和“内在超越”，而我们必须基于自身的传统来思考。 二、以体验把握存在 “人文化成”精神的要点在于由内及外地化成天下，人生和人心是其关注的要点，恰如其分是其把握的分寸，情理融化是其基本的工夫，人对世界的感受与体验则是其实现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中介。儒家“人文化成”精神所突出重视的并不是绝对的物质实存世界，而是人的价值意义和感觉世界。儒家传统美育思想中有关重感受、重体验，通过主体内在调节来协调与世界关系的思想，有助于当代人类更好地保持身心平衡和人格完善，解决相对生存条件下的安身立命与精神寄托。 在人类文化所面对的三大基本问题，即：(1)人与自然、(2)人与人（社会）、(3)人与自己这三大关系中，儒家文化所着重的是后两个问题，尤其以第三个问题为基本用心，第三个问题是解决前两个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儒家主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次序是先解决人与自己的问题；心正意诚身修了，家不难齐，国不难治，天下也就顺理可太平，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可臻于和谐。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要义正在于通过情理合一的途径内在地解决“人心与人生”的问题，尤其在于解决人心的和谐问题，并由此作为解决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这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不但就总体内容而言，西方文化较侧重于前面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而且就方式思路而言，西方文化即使是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是把人与自身分离开来，把自身当作反思的客体来对待的。而儒家哲学即使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把自然与自身融合起来，把它当作与己一体相关的共在来体验与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