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隆誉，自周公“制礼作乐”肇始，经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依仁游艺”，经孟子宣扬“仁义礼智”、“与民同乐”，经荀子召唤“制礼限恶”、“作乐而教”，到《乐记》的全面、系统的总结，礼乐思想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主流质素。从这个角度说，先秦时代是一个礼乐的经典时代。在先秦这个礼乐时代的文化场内，论述周公、孔子、荀子、《乐记》礼乐思想的相对较多，惟有对孟子的礼乐思想却少有问津。本文拟结合先秦礼乐时代的文化语境，对孟子的礼乐思想及其美学意义进行初步探究。 一、孟子述礼：以礼释仁。在孟子看来，礼是人禽分际的规范性标志，从而使“礼”有了人性这个终极性的价值本源。孟子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孟子强调的“教”，指的是礼乐文化，教的内容是人伦关系。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正是这种“几希”的差异，才得以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正是由于人之“近于禽兽”，人与禽兽只有“几希之异”，为使人摆脱自然性、动物性与自在性的拘束，孟子云：“圣人有忧之，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滕文公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以及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的确立与教化，恰恰正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基点，说明人已摆脱了动物的自在性与生物性，于是“礼”便有了人性的本能与自觉，或者说，“循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除了“人性”这个原点之外，孟子还进一步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进而升华为一种道德的自觉意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礼乐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孟子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当然，单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还只是人与动物的差别之一，还不是本源性的，因为动物也有爱幼、亲子、同类相助等自然本性。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之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这样，能否将恻隐之类的心理感受常存于心，并发自内心去实行，才是“人所以异于离兽”的根源，也是精英与庶众的差别。人所具有的这种道德自觉，并不是为了刻意地用这些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而是为了把自己从动物界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或者说，通过“礼”而获得解放。 在将“礼”内化为人的一种情感心理之后，孟子还赋之以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下》）在孟子看来，人是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这种内在的道德品质。孟子还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不仅说明了礼的内涵是“辞让之心”与“恭敬之心”，也说明了礼不是外在的“节文”，而是内在固有的一种心理感受，它是超感性的先验本体与感性心理的统一。李泽厚认为：“普遍的道德理性不离开感性的先验本性而又超越于感性，它既是先验本体同时又是经验现象。”[1]可以说这是对孟子之礼的先验性的精确概括。 在“仁义礼智”四端之中，孟子重“仁义”而轻“礼智”。王夫之曾说“《孟子》七篇不言礼”，章太炎也说：“孟子通古今，长于诗书，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勿夺其时’等话，简陋不堪。”[2]孟子当然并非“不言礼”，但“礼”在《孟子》中仅出现68次，少于《论语》的75次。若考虑到《孟子》一书字数近三倍于《论语》，就不难看出，孟子对“礼”远不如孔子重视。孟子之言“礼”，除道德规范意义上的“礼”外，都是指具体的礼制和人际交往的礼节，很少涉及社会政治制度意义上的“礼”。之所以如此，有其现实的历史背景，“氏族制度在战国时期已彻底破坏，‘礼’完全等同于‘仪’而失其重要性，所以孟子已经不必要像孔子那样以‘仁’来解释‘礼’和维护‘礼’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仁政’说。”[1]另外，孟子“于礼甚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义”相对于“礼”的地位在思想观念上的提升。郭店楚简中论“仁”多，述“礼”少，这是孔子之后儒学发展的一个趋向，至少这一趋向在孟子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论语》中“义”仅有24处，而《孟子》却多达108处。在孟子看来，“义”是从“礼”中分化出来的，是道德上的理性规范。孟子不仅将“义”内化，而且极力提升了“义”的地位，将“义”与“仁”并称联用。《论语》中没有“仁义”、“礼义”字样，而《孟子》中“仁义”一词出现25次，是“礼义”一词的5倍，“仁”、“义”联用的次数也远远多于“礼”、“义”和“仁”、“礼”联用。对孟子来说，“仁”与“义”显然高于“礼”与“智”。正如孟子所说的，“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还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不难看出，在孟子那里，“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完全为“义”所取代并随着“义”的内在化而使这种规范成为“内省的自律”，“礼”也因之丧失对道德情感的约制、塑造功能而在道德修养上仅成为“仁义”之“节文”，在一般社会行为中蜕变为具体的礼制与礼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