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美文化生态的内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Oicos”，含有“住所”、“区位”、 “环境”诸意。后来一些生物学家用之研究生物体居住条件、物种构成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遂成为一种生态学说，即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学说。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文化生态系统不只重视自然生态，而且重视社会生态，不只重视环境对文化的作用，而且重视文化与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与19世纪简单的文化进化论和环境决定论有重要区别。我们借用文化生态学的文化生态概念和方法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更强调环境作用的有机整体性，注重从整体的观点研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比那种孤立地考虑某一或某些环境因素的观点有很大优越性。第二，寻求用各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解释不同历史阶段和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发展。第三，改变过去那种两张皮式的环境描述，更注意突出环境与审美的联系，从而突出审美文化研究的独特性。 一定的审美文化总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发展、演变的。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等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审美文化是一个纷纭复杂的文化形态或层面，它与环境之间，有着极为复杂多样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考察社会时所说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1](P359) 审美文化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它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与多种环境因素交织在一起。各种环境因素对它的影响，作用大小也因时因地因具体作品不同。但有一点是应予肯定的，这就是，各种环境因素总是构成一种合力对文艺产生影响。恩格斯曾经十分赞赏并精确地解释了这样一种生物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哪怕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联系。”[2](P376) 这种规律被达尔文称为“生长相关律”。据此，马克思曾在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时曾说：如果把拉斐尔同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提威安诺（提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3](P459)。无疑，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与其相适应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却不是受到仅此一种影响，社会各种环境因素形成的“合力”对艺术家发生着不同程度和层次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也进行过类似的整体环境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P261—262) 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绘画、雕刻、造形艺术的明星群体，相继崛起，光彩夺目。之所以如此，恩格斯指出，地中海沿岸一条狭长的地带，现在是一片紧密相连的文明地区，使以意大利及其文化为首的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新发明的涌现，东方各民族、首先是阿拉伯人的各种发明的传入，当代的地理大发现和与之俱来的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大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4](P432)，不仅“给艺术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而且使文艺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显而易见，审美文化生态研究的任务，就是把审美文化放到特定时代的环境总体之中，在与相关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子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予以观察，尽力把握审美文化与其生存环境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众星拱月地揭示出，特定时代的审美文化是在怎样的审美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演变的，为准确、全面地揭示特定时代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和基本特色，全面分析审美文化的本体内容，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二、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主旋律和大趋势：“大一统” 秦汉大势、秦汉审美文化生态区别于先秦（春秋战国）的最大不同、最大特点、最重要的变化，一言以蔽之，曰“大一统”。关于何谓大一统，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大一统”包含着本衍、内外、表里多种含义。其本义即深层含义是推崇、尊崇一统，即为政治统治寻求形而上的合法性依据；它的外在、表层衍生义的核心是“王者无外”、“尊王”，即充分肯定天子、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的至上地位和权力，对全国实行一统化统治，建立起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天子专制、中央集权的一统帝国（九州同风，华夷共贯）。在这个意义上，一统与统一、一致、融合的意思是很相似的。 秦汉社会大势，虽经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可谓一波三折，但总的来说，就是走向大一统，巩固大一统，发展大一统和大一统走向衰微。秦汉思想领域城头变幻大王旗，由秦尊奉法家，至汉初崇尚“黄老”，到汉武“独尊儒术”，再到东汉中后期庄老抬头异端思想和批判思潮的兴起，都与大一统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秦汉审美文化也不例外。大一统构成了秦汉审美文化生态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尤其是不同于春秋战国的主要生态环境特点。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构成因素和秦汉审美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只有在大一统的统摄下，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得到恰切的说明。 就大一统与秦汉审美文化生态构成因素的关系来看，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各个因素，都受大一统的统摄和制约。没有大一统的四海一家，异域同邦，地大物博，根本就谈不到自然环境对秦汉气魄的影响。没有大一统，也就没有诸子思想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乃至中外文化的整合。没有大一统，天地人大一统大和谐宇宙图式也就缺少形成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没有大一统，就不会造成士的使命和命运的重大变化。没有大一统，就没有当时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就更没有深沉雄大，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就大一统与秦汉审美文化的关系来说，大一统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大一统对汉代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影响就是明显的一例。大一统格局对汉代散文内容有重要的影响。汉代的大一统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秦代大一统局面的延续。秦汉开创的大一统的局面，是空前伟大的事业，是自西周以后经数百年才实现的而且远比西周更加幅员辽阔和权力更加集中的统一。把这么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强大的国力集中统一起来，加以先秦宽厚深邃的文化积淀，便使人产生了一种移山填海，气吞宇宙的气魄，在散文上，便体现出一种议论恢宏、博大精深的特点，如贾谊《过秦论》虽是说的秦朝，但自有一种综核古今、通观宇内的胸怀，读之犹如“黄河水之天上来”，体现出汉初朝廷文人高屋建瓴的境界和大一统乐观、自豪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