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家美育之难题 道家美育历来是古代美育研究的难题。在老子之前，存在着自上古以来的以“先王乐教”为基本形态的礼乐教化的美育传统。对庄子来说，他又面对着春秋末期以来的颇为盛行的、继承“先王乐教”传统的儒家美育。一般所说的美育指以审美和艺术陶冶性情、培育人格，儒家美育尤其重视“诗教”、“乐教”，但道家很少关注审美和艺术，即使偶尔谈到也多持批判态度。对于上古礼乐教化的美育传统和儒家美育观，道家更是极力批判甚至完全否定。① 因此，无论是从传统美育还是从现代美育看，道家思想不仅没有美育，甚至是反美育的。然而，道家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来源，“庄子的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看来，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上自秦、汉、魏、晋的黄、老与玄学，中至宋、元、明的理学，下至近代的唯心主义都有其血液贯注着。”[1] 在历史上，道家与儒家既对立又相互补充，共同起着塑造传统人格的作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实际上是对儒家的补充，补充了儒家当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人格—心灵哲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2] 因此，道家美育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和准确阐释。 我以为，道家美育观首先表现在它对礼乐教化传统和儒家美育观的批判上，这些批判包含着对传统美育问题的基本认识；其次，尽管道家批判甚至否定审美和艺术，但对古代美学却有深刻影响，这表明道家思想蕴涵着深刻的艺术精神，具有与美育相通之处；再次，中国传统美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健全、完善的人格，而理想人格的建构正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尽管道家不主张通过审美和艺术来达到人格完善，但它的整个思想尤其是人生修养论都具有浓厚的美育意味。在古代美育思想发展史上，道家从人的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入手，追求超越社会政治规范和道德伦理观念的自由和谐的理想人格，对理想人格的审美境界和人格修养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充分论述，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美育观。 先秦道家始于老子，确立于庄子。道家美育观的建构在老子只是初露端倪，到庄子则得到全面发展。道家美育的基本问题在《庄子》中都已经提出并得到了充分的论述，从而建构起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退仁义，宾礼乐”的美育取向 对礼乐教化传统和儒家美育观的批判是道家美育观的重要内容。春秋晚期，老子根据天道自然观对礼乐教化传统包括作为其核心的仁义等观念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3] 这种批判完全为庄子所继承。庄子时代，西周礼乐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儒家试图以仁义礼乐之道挽狂澜于既倒不仅无补于事，甚至成为窃国夺权的工具。因此，庄子的礼乐批判更多地指向儒家。庄子极力反对儒家称道礼乐、标榜仁义，指出《诗》、《书》、礼、乐等都是先王治世之“陈迹”：“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4] 儒家欲以仁义之道重建传统礼乐文化，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在庄子看来，“礼乐徧行，则天乱矣”[5]。荀子曾批评庄子“蔽天于天而不知人”[6]。庄子也有对儒家的相近批判，指出：“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7]“中国之君子”，无疑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庄子礼乐批判的出发点是其自然人性论。在他看来，人性自然天成、无知无欲、浑全素朴，是自然之“道”的完美体现。因此，庄子一方面反对“治天下”：“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8] 另一方面主张“退仁义，宾礼乐”[9]。他假托颜回陈述得道过程，由“忘礼乐”、“忘仁义”，最后达到“坐忘”。[10] 这个“坐忘”的次序与《老子》三十八章的次序正好相反，显示出从“道”的“堕落”状态回归到“道”的境界的“救赎”过程。[11] 不过，庄子也认识到那“纯朴不残”、“道德不废”、“性情不离”[12] 的“至德之世”毕竟已一去不复返，人再也“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13] 庄子的“至德之世”、“建德之国”与其说是试图使人类回归原始状态，勿宁只是体现他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设想。以此为前提，庄子美育观的重心从礼乐批判转移到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上，他对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也具体落实到理想人格的建构上。 三、“至人”人格的美育意味 从老子到庄子，道家一直在进行着理想人格的建构。老子的理想人格以“圣人”为代表，但这“圣人”大多是从政治角度立论的。而庄子则主要从精神解放与心灵自由角度思考现实人生问题的解决，这使其理想人格更具有审美意味和艺术精神。《庄子》一书对“神人”、“至人”、“真人”等理想人格状态有很多描述，可以看出，庄子的理想人格既有丰富特征，又有很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超越现实的政治规范、伦理观念的精神解放与心灵自由。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以“道”为原则的。与老子重视“道”的“居柔”、“守慈”、“谦下”等品格相比，庄子更突出了“道”的“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根本特征。庄子论“道”主要“是为了要突出地树立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所以他讲的‘道’并不是自然本体，而是人的本体”[14]。“道”的“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特征本身就是对“独立自足、绝对自由的无限人格本体”的揭示。[15]“在庄子，‘道’成为人生所达到最高境界，人生所臻至的最高的境界便称为‘道’的境界。”[16] 庄子对理想人格有总括性论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7] 所谓“无名”、“无功”、“无己”，就是对来自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名利追求、道德观念、自我中心意识的彻底弃绝，尤其反对以仁义礼乐“自勉以役其德”[18]。在庄子看来，仁义礼乐对于“至人”来说完全是戕害天性的“桎梏”，他批评孔子：“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19] 庄子关于人生问题的很多重要观点如“等贵贱”、“一生死”、“和是非”、“齐物我”、“泯利害”等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精神解放进行的，其关键就是要在精神上不受来自现实人生的各种观念、情感、欲望、追求的影响和束缚，使心灵达到“虚静”状态，在这种“虚静”状态中，理想人格获得了精神解放与心灵自由。庄子用“游”字揭示理想人格的精神自由境界。所谓“游”主要是精神之“游”，即所谓“游心”。“游心”的境域无穷广大，或为“四海之外”[20]，或为“六极之外”、“圹垠之野”[21]，或为“万物之所终始”[22]。这种“游心”实际已完全超越了经验、感知世界，是人的精神、心灵与“道”合一的“采真之游”[23]，是“通乎物之所造”[24]、“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25] 的境界。“在庄子看来，‘游心’就是心灵的自由活动，而心灵的自由其实就是过体‘道’的生活，即体‘道’之自由性、无限性及整体性。”[26] 这是庄子哲学所展现的“艺术精神”的关键所在。“庄子之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可以说都是能游的人。能游的人，实即艺术精神呈现了出来的人，亦即是艺术化了的人。”[27] 因为“‘心游’作为一种审美心理活动，超越了现实人间的一切关系、利害，而以一种审美的心胸观照事物，以艺术的心态来点化世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所提倡的审美心理活动的主干”[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