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领的美育与创造的美育，这是两种有所联系又有所差异的美育宗旨。前者是美的抽离与美的既在，再以这抽离与既在的美向受育者施以教育，使受育者在各种具体的生存活动中已然被功利地抽离与割裂的情况下再在美育中承领一次美的割裂，经由美的割裂而享受割裂的美。后者不否认美的抽离与既在，但更强调不离开现实生存活动的即时的美的创造，它引导受育者在具体的现实生存活动中不离开现实生存活动地创造并享受美，在这样的创造与享受中，受育者拒绝割裂，修补割裂，向生存整体性回归。弄清这两种美育宗旨，是在与席勒美育思想比较中研究中国有机整体性美育思想的前提。 一、席勒思辨性美育思想 席勒是西方概念思辨模式在审美领域的充分运用者，他直接承袭康德与卢梭的二元论思辨方法，把精神切割为感性与理性，把现实生活切割为自然与社会，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同样被切割了的美的功能定位，再由此确立他的美育理论。他认为人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必然要分割为两个对立方面，即持久不变的“人身”和经常改变的“情境”，而且这两个方面“永远是两个”，这形成了人的两种自然要求或冲动，一个是“感性冲动”，另一个是“形式冲动”，又称为“理性冲动”。席勒这种两极对立的切割，是为审美拓出一个逻辑空间，审美活动被指认为连接对立两极的桥梁，经由审美，对立的两极获得统一。他认为把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这是有别于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第三种冲动，这就是审美冲动，又称为游戏冲动。审美冲动或游戏冲动作为统一两极的第三种冲动，它便自然同时拥有感性和理性两极并使之和谐统一。审美的性质就这样被逻辑地确定，美的概念在思辨中开启。对于游戏或审美连接并统一感性与理性相对立的两极的性质，他举了一个不断被后来的美学及美育研究者引用的例子：“当我们怀着情欲去拥抱一个理应鄙视的人时，我们就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压力。当我们仇视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时，我们也就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压力。但是如果一个人既能够吸引我们的欲念，又能博得我们的尊敬，情感的压力与理性的压力就同时消失了，我们就开始爱他，这就是同时让欲念和尊敬在一起游戏。”[1] 这个例子除生动地表述了什么是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游戏，还传达了另一更为重要的意思，即统一感性与理性这两个对立方面的审美或游戏冲动，并不是主观性的实现，而是客观对象性的实现，即客观对象必须提供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根据。那么这样的对象是什么，它在哪里？席勒用他的审美教育亦即艺术教育的主张对此做了回答。他认为这样的对象是理想性的，它来自于伟大艺术家的创造。至于伟大艺术家何以能逃避分裂为感性与理性这“永远是两个”的宿命，从而创造出二者和谐统一的艺术，席勒提供了一个浪漫的方案。他设想那伟大的艺术家应在襁褓的时候就由神攫走，带到辽远的希腊，在希腊明朗的天空下养大。他长大成人，就不是普通人，而是更为纯洁与高尚的人。这时，他回到祖国，用他的艺术来教育和清洗他的时代。席勒曾有过一个自嘲，当他做哲学家时他是诗人，当他做诗人时他又是哲学家，在这个神攫的方案中他的自嘲应验了。 席勒思辨地建立了他的美育思想体系，并且思辨地完善了一套他的美育理论概念，如感性冲动、理性冲动、游戏冲动等，又由此确定了他的由自然而美育而道德的拯救时代的政治主张。他的这套美育思想对后世，包括中国从蔡元培到朱光潜再到当下，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他对于伟大艺术在美育中的理想的权威地位的确立，差不多就是当下承领的美育的理论根基。然而，席勒的局限是明显的，他承之于西方理性传统的思辨模式，使他在自己设定的逻辑陷阱中成为自己的牺牲品。他提出了一个感性与理性相分裂的时代难题，又思辨地肯定着这种分裂的合理性，他在肯定分裂中疗救分裂，又通过艺术游戏的疗救突出这种分裂。这样，审美冲动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不能被感性与理性冲动取代，它也不能取代感性与理性冲动的独立的第三种冲动，它的意义就在于使受育者从分裂中走入审美，游戏一番后再回归于分裂。他和康德一样，在对人思辨地割裂为两极的基础上，又再行割断，将人裁为感性、理性与审美三截。 二、中国传统有机整体性美育观 创造的美育则是拒绝割裂的美育，它不仅拒绝精神上的感性与理性的割裂，也拒绝精神与机体的割裂、主体与对象的割裂、施教与受教的割裂、生活与艺术的割裂等等。相反，它的充满热情的努力正在于疗救这种割裂。为此，它小心翼翼地避开逻辑思辨的模式，在中国传统的体验思维中耽思，并在中国传统的美育主张与实践中寻觅理性营养。由此说，创造的美育又是寻根于中国传统的美育，是中国传统美育的当代扬弃。 人的感性与理性、机体与精神、主体与对象、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不是理想而是现实，这是生存的基本定性，即生存乃是有机整体性的生存。这里的关键是把握生存的有机联系。席勒等西方哲人的障碍在于他们的概念逻辑思辨模式无法把握生存的有机整体性。 中国古人也离不开语言概念，这和西方的席勒们一样。但中国古人的语言概念主要是被体验地运用着，西方的思辨逻辑基本上未被中国古人体验地运用。因此中国古代也就基本上没有逻辑思辨的理论体系。在中国体验性的传统思想中，情感、理智、行为（伦理、善）是相互融通的，它们一体性地发生与展开，并不断地被一体性地把握与强调。这里不存在先分而后合或现实地分、理想地合的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席勒们所说的在于合或在于统一的审美中介功能，美随时见于智，见于行，行与智也随时地见于美。中国古人不断进行的天人之辩、文质之辩、情景之辩、意境之辩、知行之辩、体用之辩等，所辩重心均在于合，均在于使美、智、行亦即后来并举的美、真、善在彼此融通的有机整体性中被差异地探询与实践，又在差异性探询与实践中随时求得有机整体性的和谐。汤一介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真、善、美的问题时，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便是合，“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及其体系的中心课题”。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种倾向，‘美’和‘善’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充实之为美’是指得到了一种高尚享受的精神境界。孔子听《武》说它‘尽美而未尽善’；而《韵》则是‘尽善尽美’。‘尽善尽美’的音乐才是最高的最理想的音乐。最高、最理想的音乐如此，其他艺术当然也是一样。‘尽善尽美’的艺术既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并使之从中得到最高的美的享受，那么创作艺术作品的人必须是‘有境界’的，他的艺术作品必须是‘情景合一’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