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学界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理论热点，这就是环境美学或者说生态美学的诞生和发展。由于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所以环境美学也备受各方学人的关注。对于中国当代美学来说，如何构建环境美学大厦，是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环境美学关注的核心范畴——“自然”——出发，通过追思“自然”，揭示“自然”本身的源初意蕴，从而最终阐明环境美学的理论根基。 一、环境美学的诞生 环境美学或生态美学，是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一门学科。它关注的问题首先是人类的自然环境问题。西方工业化的持续深化，一方面带来了极其富足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人格的分裂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早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席勒就看到了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人格分裂问题。他认为，由于科技的严密分工和复杂的国家机器，“国家和教会，法律和风俗，现在分割开了。享受和劳动，手段和目的，工作和报酬，各不相干了。永远只是被束缚在整体当中的一个小片段，人本身变成了仅只是一个小片段。齿轮单调的声音在他耳中轰响，他从来没有发展过他作为人的和谐。他的天性中所印下的不是人性，而只不过是他的职业，他的学问罢了。”① 席勒之所以提出审美教育学说， 其最终目的即是要恢复工业化带来的人格分裂，实现工业化社会中人格的完善，进一步实现诸如人的自由等诸多的社会理想。只是在席勒那里，突出的是人格分裂问题，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在人格分裂问题更为突出的同时，自然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工业化的发展，首先表现为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其结果便是人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只能认识、掌握一个方面的生存技能。人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成为专家，但却难以和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人正常交流。人最终成了马尔库斯所谓的“单向度的人”。人格健全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的突出问题。同时，工业化的进程，也表现为对自然界的开发过程。没有自然资源，工业化的发展是无从谈起的。工业化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对自然界更进一步的掠夺。工业化毫无节制地发展，终于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于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由此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另一个突出问题——自然环境的恶化问题。 追溯当代社会这两大问题的原因，我们看到它都与工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彻底反思工业化的理念，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前提。由此，我们看到，工业化有两个顽固的观念：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首先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成了世界万物的主宰。这样的观念一旦形成，对自然界的探索和开发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的实践，又导致对探索和开发自然工具的需求，于是调动理性制造工具的行动出现，其结果就是工业化趋势形成。相应地，工具理性的观念也同时形成。当人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无法完成这个艰巨的探索和开发任务之际，必然带来社会分工的需要。于是，分工合作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社会分工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社会分工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但这同时便意味着肢解人性和破坏自然环境的开始。 当我们寻求解决当代社会这两大问题之际，反思的向度自然地便指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随着西方思想界反思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并不是天生的世界主人、自然界的主宰；理性中心主义也不可能带给人们永恒的乐园。相反，倒是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和与此相关的人的精神焦虑。相应地，颠覆理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形成。换个角度看，这也等于已经在理论层面上凸显了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 与此同时，当人们直面现实之际，又切身地感到今天的我们除了人格分裂之外，就连自己的自然家园都有丧失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环境问题自然成了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于是，各种以自然环境为对象的学科纷纷出场，此即环境科学、环境伦理学等等。这些学科无疑都是以构想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为宗旨。对自然环境的美化，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这便构成了环境美学诞生的实践原因。自然环境的美化，又带出了自然美的问题。询问自然美的奥秘，借此规范对自然的美化行为，转而成为一个与自然环境治理直接相关的美学问题。这一点构成了环境美学诞生的理论动因。实践和理论的双重需要，共同催生了环境美学。 但是，环境美学本身，同样也有值得反思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环境美学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即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人为努力来消除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其努力的方向则表现为两个：一个是致力于改造已遭破坏的自然环境，一个是致力于构建人本身新的观念。彭锋将环境美学的研究者分为两大阵容：一个是环境规划和景观设计的专家，另一个是关注环境的哲学家。“前一个阵容的主要工作是对环境的审美价值进行科学的、量化的估算，期望在有关环境问题的各种决策中，提供审美价值方面的科学依据。后者则对前者的量化评估持一种批判态度，强调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调整出发，实现人与环境的理想关系。”[1]11 这里，不论哪个阵营，自然环境都还仅仅是一个与人相对待的、供人思考和改造的外在对象。以自我为中心，对理性的信仰还在继续。 我们对前一阵容的疑问在于：对环境审美价值的评估如何可能？评估的标准为何是可靠的？自然的审美价值可以根据科学方法计算并量化么？进而，依据这种科学评估实施的对已遭破坏的自然环境的改变，是否构成另一次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正是人类在科学的名义下改造自然的结果么？深入地看，他们还抱着一种对人的中心地位及其理性能力的坚定信仰。 相对而言，后者突破了量化审美价值的思路，表现出了更大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尤其是卡尔松等人提出的“自然全美”的思想，使人们的目光集中于“自然”本身。按照卡尔松的观点，“自然环境，就它未被人类触及或改变的意义来说，大体上具有肯定的审美性质；……简而言之，所有未被人类玷污的自然，在本质上具有审美的优势。”[1]94 这就是说，“自然”，从本源上讲就具有审美价值。这无疑为自然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我们只需恢复自然的本来面目。于是，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自然”本身。然而，卡尔松在论证“自然全美”的思想之际，却将“自然”和“科学”联系起来，表现出一种对科学理性的信任。他的逻辑是“自然在科学的美的形式和范畴中显现为美的，在科学的美的形式和范畴之外的自然是不可知的。”[1]129 这就是说，他所谓的“自然”，仅仅是科学规范之内的“自然”。至于那些没有进入科学理性视野的“自然”，其美丑问题则无从谈起。所以他的“自然全美”的意思，应该是进入科学规范框架而又没有被人类玷污的“自然”，原本就具有审美价值。“自然”终究没有逃出科学规范的领地，科学理性在这里还是一个根本性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