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一种理论倘若得以站稳脚跟，必须首先确定与别种理论的区隔，才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话语权力。因此，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刻地认识布迪厄的理率存在，把他置于当代学术语境中，与其他学术潮流进行某种比较或许是有益的。这里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三种具有批判倾向的文化理论与布迪厄理论的相关性，这三种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理论和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 一 法兰克福学派：艺术祛魅的限度 布迪厄的社会学美学的批判取向与作为批判理论家的法兰克福学派诸子无疑具有某种趋同倾向。当然，布迪厄也明确地表现了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某种尖锐的批评：“我始终乐于与法兰克福学派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尽管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但我面对总体化批判所流露出的那种贵族做派，始终有种不自在的感觉：它保留了宏大理论的所有特征，显然，它死活不肯放下架子，胼手胝足地去做经验研究。”① 布迪厄除了与法兰克福学派共享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之外，其理论主要基于现代主义艺术经验对通俗文化的拒斥，把工人阶级作为一种被动接受的客体来看待也是其共有立场。凯尔纳曾经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简单粗暴地划分成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两类：“法兰克福学派把块然一体的大众文化模式与‘真实艺术’的理念相对照，以为某些高级文化的特权艺术品才具有批判的、颠覆的和解放的契机，这是非常成问题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的，都是低下的，都具有愚弄消极的消费大众的各种效果，这同样容易招致反对意见的。”② 这样的批评实际上也适用于布迪厄。 然而，布迪厄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也存在差异。像阿多诺、马尔库塞这样的人，对“真实”艺术有一种宗教般虔诚信念，以为这些以现代主义艺术品为主的高雅艺术在今天具有乌托邦的救赎功能。正因如此，他们对文化工业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的攻击，与其对严肃艺术的捍卫遵循的是同一逻辑。在这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兰克福学派与布迪厄的巨大分歧。显然，要是艺术并没有那么高贵伟大，只是一种文化任意性被合法授权的产物，只是一种符号区隔的策略，那么，其根基就要受到严重动摇，如何有资格能承其审美解放的功能呢？ 其实，布迪厄对自己艺术祛魅行动可能招致的一片喝倒彩之声，并非毫无自觉。他写道：“对于艺术的科学话语，以及对艺术品的社会使用的话语注定表现为既是粗俗的，又是恐怖主义的：说是粗俗的，是因为它越出了把艺术和文化的纯粹王国从低级的政治领域里区分出来的神圣边界，这一区隔处在符号统治的种种效应的中心本身之中，而其统治是通过文化或者假以文化的名义实施的；说是恐怖主义的，是因为它宣称可以把所有那些零碎的、分离的、多元的、不同的事物化约为‘整一的’各种阶级。”③ 布迪厄偶尔会以不大恭维的口气提到阿多诺那种所谓康德式的纯粹美学，但是，替阿多诺辩护并有力反击布迪厄的是比格尔，他对布迪厄“从外部看艺术的激进观点”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比格尔认为，布迪厄不去质询什么样的美学是正确的美学，他考虑的是，从经验的角度证明，特殊的美学态度是否与特殊的阶级立场一致。布迪厄不相信任何对美学本质的定义，因为纯粹美学是一个历史的发明。比格尔认为并不存在具有超历史有效性的美学价值，他反对阿多诺的质料美学，认为阿多诺虽然允许我们在保留价值标准的历史性的同时描述价值判断，但是却忽视了艺术品中的质料是如何被决定的这一选择机制或条件。④ 当布迪厄把艺术判断的标准确认为任意的时候，他固然为他的文化政治理论打开了一条通道；但是，与此同时，他无法面对大量对立的质料传统。比格尔用艺术史的例子证明：“很清楚，质料的种种不同阶段都至少具有与现实的不同关系。种种质料中固有的各种原则既不可以从彼此之间中得以推论得出，也不可以回溯到某一更高原则。对于现实的种种态度表达于在材料中可以奏效的种种原则之中。并不单是质料反映了时代的总体性；而且，在不同的质料传统中，对于当代现实的不同关系才得以阐明……唯一决定性的事情是质料能否被用来阐述对于现实的关系。”⑤ 比格尔相信，美学价值判断的有效性可以在以往的零件的艺术经验的沉淀中发现，它们可能表现为语言表述的种种规范，或者是前语言的感受性，以及思考艺术品时体制化了的实践，因为体制话语可以导向一个理性的价值决定。“但是布迪厄怀疑这一点。他的批判的激进主义本身揭示了作为拜物教的统治性艺术意识形态，但是它又忽视了其目标。因为它没有接着再一次从参与者的视角辩证地质疑其自身的结果。因而，他吊诡地维护了一种艺术的本质主义概念。”⑥ 布迪厄实际上注意到了文化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因此进行了某种反驳⑦。布迪厄宣称，他并不打算取消艺术经验的价值，因为对艺术品的生产和接受的社会条件的分析会强化文学经验，并且会帮助我们重新发现艺术品的独特性。拉什甚至还相信，针对康德的美学遗产，布迪厄开启了与阿多诺迥异其趣的另一条美学线路：“按照阿多诺和尼采的方式，美学自反性或‘模拟理性’可以从特殊对普遍的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判断力的批判。这就把概念与美学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等级体系颠倒了过来，但布迪厄提出，干脆跳出形而上学之外，把第三种批评解读为通过特殊对特殊的包容而达成的判断：这种包容是由‘禀性’、‘取向’、‘习惯’对常规习俗和背景活动的包容。”⑧ 但是，无论如何，布迪厄的这一规划留下的理论漏洞并不比他试图解决的理论难点更少。在这方面，沃尔芙的质问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她认为，布迪厄并没有回答“美国价值”究竟是什么：“对判断的社会学批判，是否不可避免地要么导向民粹主义美学，要么导向哈斯克尔所害怕的彻底的美学相对主义，不再试图对任何艺术品提出绝对的超历史的价值的要求？”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