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2；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06）05—0001—10 如果说对中国美学史与中国思想史所做的是关联—整合研究（拙文《中国美学史与中国思想史》载《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那么中国美学史与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则是寻根—建构研究。广义的中国史学史包纳了中国美学史，是其存活仓和生态场。读懂、弄通中国史学史，就能进一步读懂、弄通中国美学史。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为中国美学史所提供的丰饶深厚的资源，揭示其在精神、思维、范畴、价值标准等层面上的转化情形和方式，从而建构成史学—美学范式，便成为一项新的研究命题。 史实之于美学史 传统文史不分、哲美相混，未能形成独立形态、体制的美学和美学史。对它的称谓是近现代人按照西方美学观念从繁博的文化、历史现象中剥离、分割、沏滤出来，进而加以学理化建构所形成起来的。传统思维的经验性特征使其审美理论因子作为潜质深埋在林林总总的资料源中。它们不是像西方那样以显性直接的形式出现，提供现成的理论结果和体系，如黑格尔《美学》，鲍桑葵《美学史》等。这样，研究中国美学比起西方美学来就多了一道工序——“学前”工序——资料的采集、割存、归纳工序。这道工序既需要文献功夫，又需要审美眼力，才能使硕存的中国美学及其史的资料板块真正回归本原。 上述原因，使得中国美学及其史的资源存在，呈现出复杂现象。有论著如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如陆机《文赋》，谈话如《论语》《朱子语类》，序跋如钟嵘《〈诗品〉序》，通信如曹丕《与吴质书》，诗话、词话如欧阳修《六一诗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诗论诗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品鉴如谢赫《古画品录》，评点如金圣叹批《西厢记》《水浒传》等，却缺失了一个存在大项：史著、史论。史著、史论有着为别的形式所无法替代的丰富资源，同时因其存在形式的独特——存在于史学史中，其论述着眼点及其与之俱生的深度、厚度，也较上列的存在形式，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这方面的资料（指的是正史，尚不包括野史等，如《清朝野史大观》）可谓车载斗量，触手即能拈出一例。凡中国美学史上杰出或成名的各门类美学家，史著均列传。以记人为主体的中国史学以传为构成基石和框架，史传便是人传。对传主加以一生记述时，不仅记述其人生大概、典型事例，而且涉及其审美方面的行为、活动、言论、思想等。就知人论世而言，这些史料是第一手的；就美学家评传而言，所作的评述和定位是权威性或经典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成为某些美学史资料的直接或惟一来源。例如研究六朝美学史、研究谢灵运美学思想的那篇不可或缺的《〈山居赋〉序》，不是存在于别的文献中，而是取之于《宋书·谢灵运传》。该“序”在文体美学和“言意”范畴美学思想上均具有重大意义，成为六朝美学转型的重要标识。“序”文表达了向“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的汉大赋的告别，转而形成“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的小赋。谢灵运提出“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审美理想，审美表达亦与之相应：“废张、左之艳辞”，变为“寻台、皓之深意”；审美对象上，“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成为山水文学审美在六朝勃兴的显示；审美风格上，“顺从性情，敢率所乐”，从主体性情出发，“去饰取素”，回归本色。在“言意”美学上，同时出现于《宋书·谢灵运传》的《山居赋》自注曰：“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该序亦说：“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这是王弼与欧阳建“言意”哲学之争在美学上的产物，前连陆机《文赋》（“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后接刘勰《文心雕龙》（“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而谢灵运从自身的审美创作实践出发，结合自我经验的审美心得加以阐发，便更为切实。 史料不仅存在于叙述文字中，而且独特地体现在传“序”和传“论”之中，成为观照当时代美学状况、思潮的窗口。所谓六朝文学走向自觉，其标志是美学。对此，不能不了解齐梁时的萧子显，了解萧子显就不能不了解他所撰《南齐书》“文学传”的“序”和“论”。就序而言，一是主张文学审美活动的自然性质，所谓“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这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养气》所说的“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在精神内涵上具有一致性，非常接近于创作审美所须的心态和学养，给后代特别是宋代苏轼的“文理自然”论以深远影响。二是对传统的“物感型”审美方式所做的诗性化解说和描述。“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在大袑褒衣的正史撰述中，闪现这样一番诗情，令人眼目为之一亮，确实，只有用诗化语言才能解说诗的审美。这与钟嵘《〈诗品〉序》对“物感型”的解说，可谓出于同一机杼，出现史学与诗学在美学星空中的交相辉映。其“文学传论”则有两大贡献。一是确定文学的根本性质：“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其论述依据不是别的，而是审美。这成为六朝时把文学纳入美学，作为其自觉性的最根本说明和体认。由此他认为，审美应是“事出神思，感召万象，变化不穷”。这与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论又是相合的。二是提出文学的审美进化观：“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是中国文学美学史进化论的最响亮口号，求新求变是其内涵，亦是动力。此论回荡千年，时至今日仍保持着新鲜的质地。 另外，史料价值还在于保存了美学论争的生态现场，例如六朝时的声律美学之争。其实际效应是确立了声律在美学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其深刻影响为后来兴象与声律兼备的盛唐美学作了先声性准备和铺垫。论争的史料存在于《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南史》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齐书》所录存的《谢灵运传论》、《（陆厥）与沈约书》、《（沈约）与陆厥书》。《梁书》本传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称“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自炫得其声律之诀。但陆厥深持异议，便有前述《与沈约书》，随后则有沈约《与陆厥书》。陆厥认为，声律其实古已有之，只是未能重视罢了，并非“此秘未睹”，由沈约独得。陆厥所言，乃自然性声律；沈约所说，则是人为性声律，即经过规范加工整合的声律。沈约是针对文学审美中的非声律现象而提出问题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指出：“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祖师。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由沈约提出并经这场论争，便构制了在六朝以至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的“永明体”。这首先亦于史书得以传载。《南齐书·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声气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字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具体内容也便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载，“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格律诗在声律美学上的形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