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思想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重要。 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赛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这反映了他在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所采取的由科技精英指导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由好战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西方社会的人们的欢迎。同时，毛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而对西方工业社会中那些正寻找超越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运动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使整个国家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 与苏联的经济模式分离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仅仅是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于社会的许多部门中。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 “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重要影响 毛泽东重视文化的理论取向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毛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想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响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是为了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入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取向特权身份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观点可能因自己身份特权而有局限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毛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常使用的提高觉悟的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总之，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