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专题

作者简介:
杰克·格雷,英   杰克·格雷(Jack Gray),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其代表作为《造反与革命:1800年至2000年的中国》。   马克·塞尔登,美   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等作品。   高默波,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教授。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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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是一个仍需学界进一步言说的严肃话题。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属于对关于毛泽东的同一个问题的争论。显然,作者之间是有着十分不同的视角的,其所依据的资料也并非完全准确可靠,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更非我们所认同,甚至某些是我们所反对的。但从总体上看,文章均属学术研究的范畴。把它们介绍给读者,目的在于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不同的学术资源。相信读者对其观点是能够加以判别与鉴定的。

      透视毛泽东[*]

      [英]杰克·格雷 著 晓沐 译

      我本来想在退休后写一部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但是岁月无情,来日无多,出于审慎我只好将关于毛泽东的想法总结出来,如其确实有趣则或可备年轻同行一用。

      从1960年代起这一点就很清楚,即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少用或几乎不用意识形态的词句表达,在平实的语言中对或错一目了然。读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即可明白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的任何事件都有三个维度:中国文化的历史,社会主义以及落后农业国脱贫的努力。第一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使公民社会(也许其中市场的参与者是集体)和更民主的决策过程顺利取代传统的(和共产主义的)等级关系。第二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接受内含于五四运动舆论中的更具共同体(communitarian)信念的社会主义。第三个维度的要点在于中国的要素比例:在世界各大国中最糟糕的人口/土地比例,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以及资本积累不足。这些无疑是毛泽东要作出回答的主要问题。我认为不将以上三个维度都考虑进去,无法正确理解大跃进或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意在打破中央集权的等级管理机制,以创建更加依赖社区(community-based)的社会主义形式,从而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负债转化为资产,并开辟参与式民主的道路。“文革”也有同样的目标,尽管发动“文革”时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威权政府有时会借助非民主的手段为建立民主机制创造条件……因此与其指责一个威权政府,还不如去寻找(在其治下)那些有利于创造民主条件的积极的东西,给予赞美和支持。就毛泽东与民主化(的关系)而言,我们在此只要看看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就可以了: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暗含了这样的要求,即在一种能够创造民主的先决条件的新体系中,推动民众参与到经济增长中来,做出贡献并分享利益。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大跃进中没有成功的公社与队办工业如何在1970年复兴并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量。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忽视了这一点,这更让我急于知道其中的真相。(西方出版的)所有中国经济论著对这一问题要么根本不提,要么只有鄙夷的片言只语。世界银行直到1990年才注意到它们。在中国国内,社队办工业同样不受欢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专家讨厌它们,因为它们不受中央控制。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它们,而继续用最庞大和最先进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一位曾经参与制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经济学家告诉我,他和他的苏联同仁极力建议中国在低技术、低资本投入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中大量使用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人拒绝这样做。在中国,如今仍然坚持这种态度的人还不少。从浅显的经济学观点看,公社和队办工业首先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不过也导致了许多经济以外的问题。将经济决策权分散到50万个村庄将产生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当我终于能够到中国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并进行实地考查时,这些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下面我将以四个简明扼要的标题来总结我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他的两大“败笔”: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多年来的连贯性以及对新战略的详尽阐述;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

      毛被指控有四大缺陷:意识形态的偏执者(ideologue)、唯意志论者、对经济增长漠不关心、比斯大林还斯大林。

      毛泽东是意识形态的偏执者吗?

      在32本不同版本的辞典中,你会找到32种不同的关于这个词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个概念最好敬而远之。我能找到的一个最直接的可用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用以支持权力体系的观念体系。困难在于这个定义已经带有了贬义:我们(西方)有一套哲学,他们(东方)有一套意识形态;我们的信仰是诚实的,他们的是虚伪的。这种态度于事无补。历史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是否名至实归,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有。确实有些(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某些诚实的信仰,当这个(意识形态)体系转向支持一个事实上不再信仰其本来含义的新的统治者时,这些信仰自然变得荒谬不堪。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体系纯粹是价值体系,为了实现这些价值而行动则是务实的。所有这些类型之间又是千差万别,冠之以“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逃避。我们必须专注于这些事实本身。

      如前所述,在众多的文本中,毛泽东使用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阐发他那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是后来才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但一旦转化成平实的语言则很清楚:即使毛泽东用晦涩的语言重新表达也无关紧要。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战略与政策是对理论原则的盲目照搬,还是他的理论不过是对从实际出发的战略政策的理论化总结?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战略是注重实用的。毛泽东的经济规划的着眼点就是中国的要素比例的性质:太少的土地,太少的资本,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既可能成为负担也可能成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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