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具体来说，阶级分析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状况、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等基本问题的方法。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中共领导层中最擅长运用阶级分析法的人，他熟练地运用阶级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状况，从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切入点，因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笔者试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进行一些分析。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无数的中国志士仁人就在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富强而不屈地奋斗着。各种进步的政治势力也提出了许多救国的方案，但大多夭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们的方案不是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讲他们根本没有树立阶级的观点，因而找不到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等人尽管接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但他们也无法运用阶级分析法去正确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因此也注定他们无法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而毛泽东则不同，自大革命时期起，他就注意观察分析中国的阶级构成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总是能在各个不同时期把握革命的方向和针对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提出不同的斗争策略，一直到取得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写下了许多关于阶级分析的文章。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首先，从目的层面上看，进行阶级分析在根本上是为了弄清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对象和动力问题。毛泽东在1926年3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就谈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 3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首先要搞清楚敌人和朋友的问题，即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各是什么，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革命失利的原因，分辨出革命的对象和朋友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首要前提，谁要是在这个方面认识不清，谁就要在革命斗争中摔跟头。但要如何才能真正弄清敌友呢？这就先要搞清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朋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大概的分析。”[1] 4据此，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后得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2] 633就国内的情况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2] 638。“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2] 639。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后，毛泽东又总结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可靠的同盟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也可作为革命的动力之一。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较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判断，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才能紧紧地抓住农民问题作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把农民阶级当作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和主要力量，并一直注意团结其他革命阶级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因而保证了民主革命的最终成功。 其次，从具体方法层面上看，毛泽东主要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入手来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用以辨别各阶级的政治态度。什么是阶级呢？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3] 根据列宁的定义可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然后才是一个政治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阶级都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人们是由于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生产中地位不同，取得收入的方式不同，而被区分为各个不同阶级的。所以，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就必然要求首先要从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入手。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出发，认为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2] 638。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经济关系入手，根据中国各群体在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把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他强调各阶级经济地位不同，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例如，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 4当谈到无产阶级时，他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 8可见，他的论证逻辑就是经济地位决定各阶级的政治特性和政治态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种论证的特点在毛泽东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时显得尤为突出，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和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与联系后，得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然后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2] 640基于这种分析的基础之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毛泽东才确定相应的策略去对待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