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被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现代诗歌则被挤到了文学的边缘，遭遇到空前的冷落而倍感寂寞。然而，此情形之下，中国古典诗词和毛泽东诗词却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新诗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去认真研究毛泽东的诗学理论，也许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深刻启示，寻找到中国新诗的出路。 一、毛泽东诗学理论的特征 毛泽东的诗学理论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刘汉民《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龚国基《毛泽东与诗歌》及朱学东《论毛泽东的诗学理论》[1] 等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毛泽东不仅在他的诗词创作实践和古典诗歌欣赏实践的基础上，积累了诗词创作和欣赏的丰富经验，而且在他与友人、子女谈论诗词的书信及有关文章中，显露出他睿智的诗学眼光和深邃的诗词见解，体现出他诗学理论的完整体系。朱学东认为，毛泽东诗学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鉴赏（批评）和正变三个基本规律内在本质的揭示上，着力于“言志”、“缘情”与“形象”；“诗意”、“诗境”与“诗味”；“佳句”、“诗眼”与“风格”；“旧体”、“民歌”与“新诗”四个层次（系列）的理论构建。笔者十分赞成朱学东提出的毛泽东诗学理论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至于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及其结构如何，尚可进一步深入研究。 毛泽东的诗学理论，首先以中国古典诗论的奠基石——“诗言志”为逻辑起点[2]。诗言志，歌咏言，诗是抒发诗人胸襟怀抱的，这胸襟怀抱包括诗人的情感、志向、观念、理想等。其次从诗歌创作理论和欣赏理论两方面展开。就诗歌创作理论来看，则有源泉观，“在马背上哼成的”说明这些诗来自生活的感受，没有生活就没有诗。二是灵感观，“写诗要有诗兴”，没有诗兴，没有被生活激发出来的诗人的灵感，就写不出诗来，无病呻吟决不能成就好诗。三是写诗要用形象思维，要有想象，“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四是写诗要营造意境，没有意境就不是好诗，因为没有意境就不能使人产生联想和妙悟，就不能达到“意广象圆”的完美的审美境界。五是写诗要有好的艺术形式，要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指出“旧体”和“民歌”是新体诗的继承、发展和改革的两个源头，指出了新体诗发展的正确方向。就诗歌欣赏理论来看，毛泽东强调诗要有诗味，要给人咀嚼不尽的美感享受。“诗味”是古代阐述诗词作品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审美效果的范畴。用“味”来品评文学和艺术滥觞于先秦，最初是用来比喻音乐给人的美感享受。中国古代诗论发展了“味”的理论，强调诗要有“余味”、“滋味”、“风味”、“异味”、“字外味”、“味外味”，既要求诗词创作能给人品赏不尽的美感，又从创作和欣赏的角度要求诗的意象、意境能给读者以无穷的联想而产生深远的审美感受。毛泽东强调诗要“诗味”浓郁充盈，并把“诗味”和“特色”相勾连，认为只有这样，诗才会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是对“诗味”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还强调诗要有“民族风味”，要符合民众需要，要含蓄，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些论述，正是从欣赏角度，从读者接受方面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要求。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诗学理论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符合事物本身实际的正确判断。 实践性很强，这是毛泽东诗学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毛泽东诗词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洋溢着气吞山河的盖世豪情和雄奇豪迈的磅礴气势，具有精湛完美的艺术形式，同时还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喜爱，诗名远播海内外，堪称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长廊的瑰宝。毛泽东有丰富的诗词创作经验，真正懂得诗词创作的个中三昧。1959年7月4日，他与梅白等人谈诗时说：“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在为徐迟、为《诗刊》题词时他都题上“诗言志”3个字。显然， 毛泽东认为写诗就是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起来。1965年7月24日， 毛泽东在与陈毅谈诗的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3] 1958年1月26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当时忽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倾向指出：“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行，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4] 上述种种论述，难道不是他诗词创作实践的真切体验吗？上升为理论，便具有指导诗词创作实践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的诗学理论根基深厚，体验性强，这是毛泽东诗学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毛泽东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可说一生手不释卷，诵读不已。据贺子珍回忆，在井冈山时期，《唐诗三百首》毛泽东能全部背诵。《诗经》、《楚辞》、《全唐诗》、《唐诗三百首》以及历朝各家著名诗人、词人的专著、选本、别裁都有收藏。据曾参加整理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的张贻玖统计，在这些藏书之中，毛泽东亲自圈画批注过的诗词曲赋计1590首，涉及诗人429位[5]418。 至于他读过而散失在各地的诗词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诗词，则不计其数。毛泽东对古代浪漫主义诗人情有独钟，对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等诗人的作品兴趣特别浓厚，并予以很高评价。毛泽东特别喜爱屈原，1975年，他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的作品，收集50余种给他读。1954年10月他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引用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是敢讲真话的人”，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敬仰。毛泽东在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到中国文学时曾说：“李白（8世纪）——唐代杰出诗人。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 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6]7 毛泽东认为，婉约、豪放两派的词应当兼读，他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6]13 毛泽东在评论诗词时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在同子女的谈话中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还曾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6]38—39 毛泽东曾评价白居易说：“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采好，描写得逼真细腻，难得的是作家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的高明处在此而不在其他”。[6]207 这些评论都是毛泽东出自内心的独特看法。如果没有对中国古典诗词浓厚的兴趣以及积累起来的丰富鉴赏经验，就不可能产生如此精深的毛泽东诗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