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共正式出版诗词67首（其中诗33首）[1]，均为传世珍品，郭沫若在其《满江红·读毛泽东诗词》中这样赞叹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其中，尤以《七律·长征》（1935年10月）为这些传世珍品中的极品。然而，却有一些人对《长征》诗提出了一些质疑，甚至说什么“《七律·长征》（1935年10月），此篇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中间两联，‘五岭’‘乌蒙’‘金沙水’‘大渡桥’直挺挺地排比着，加上‘岷山’，五个地名，只是划出了一条长征路线，只是线性的长征纪实，缺少诗的灵动。‘腾细浪’‘走泥丸’等语也不免夸张失据。”[2] 对此，笔者实难苟同，并拟从“宏观”到“微观”，就《长征》诗当为极品及其成因试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长征》诗题惊中外，天地大笔颂长征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选题好，是诗文写作成功的基础，而诗要成极品，其选题尤显重要，毛泽东深谙此道云：“（诗）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3] 正是因为有了惊天动地的长征壮举，所以才有震古烁今的《长征》诗章。笔者细细品味毛泽东的33首诗，均有“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之妙，而《长征》诗则是尔后的毛泽东其他诗之“母”，这正是《长征》诗能成为其33首诗中极品的条件。 （一）《长征》诗涵盖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所肩负的一贯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的历史使命及其北上抗日途中铸就的一往无前的伟大的长征精神 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疯狂进攻和占领，早已引起了海内外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无比愤慨，并进行着誓死的反抗。“抗日救亡”，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惊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北上抗日是我党一贯的方针政策。 对于日寇的野蛮侵略，面对危在旦夕的祖国，毛泽东和所有的爱国志士们心急如焚，早在1915年5月23 日在挽好友易昌陶的联语中和《五古·挽易昌陶》中就提出对日寇要“试长剑”，次年在给学友萧子升的信中即指出：“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之劲敌。”“二十年内无一战不足以图存。”“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爱国志士那种要为国效命、奔赴疆场、抗击外寇、洗雪国耻的准确预见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之日起，就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富民强的祖国为奋斗目标。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和斗争。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揭露批判蒋介石反动政府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卖国投降政策的同时，即领导和影响着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斗争[5](85页)。尔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就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并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准备直接对日作战”[6](110页)。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带领中国人民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组织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给了日寇严重的打击，1934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开展了民族武装自卫运动。”[6](171页) 自1934年“4月、5月、7月、11月，我党在全国诸多地方采取了抗日措施，并且组建多支抗日队伍北上抗日。从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5](98页)。 中国共产党以上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行动，均遭到最具抗日实力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打压“剿灭”，助长了日寇的侵略势头。只有当“不怕远征难”的红军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后，才使全国的抗日救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伟大的长征是中国抗战由局部演变成全国总动员的奠基石。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两河口时，即提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5](98—99页) 这年的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5](101—102页)。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7](136页) 红军在到达陕北之后，即于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大团结，抗日反蒋[5](105—106页)。毛泽东在亲笔《致傅作义》信中再次强调“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8]。一首《长征》诗， 字字句句涵盖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抗日救亡不畏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一定要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坚定信念。而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坚不摧的永不动摇的坚定信念，正是通过那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这种反法西斯强盗的大背景、大事件中展现出来。这就从宏观上或曰整体上奠定了《长征》诗能成为诗中极品的坚实基础。 （二）《长征》诗集中地展现了王明路线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高度概括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带领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无数次地战胜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而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中国工农红军自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的长征、历经11个省，长驱25000余里，所历天险、所经战斗、所得经验教训不计其数，经过长征的实战检验，撤换了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长征才能从胜利不断走向更大的胜利，最终奠定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正是这气壮山河的伟大长征，构建了毛泽东《长征》诗能成为诗中极品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王明为首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自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之后，他们一伙在1931年11月和1932年8月先后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并强迫他离开红军。他们执行的先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于危机四伏的艰险境地，当国民党19路军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运动并组建福建人民政府这一大好时机到来时，毛泽东及时提议“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9](第1卷，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