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曾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放到突出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迄今仍有不同解读与评价。我感到，要从《讲话》本义上正确理解这个关系，不妨先就其所说的“政治”作些必要的考察。 一、“政治”的实质、功能与两种形态 《讲话》对“政治”是作了明确界定的，但分为一般与特殊两个层次；同时在论述中实际上也表明了它们的实质、功能与两种表现形态。 （一）作为一般的“政治” 《讲话》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又说，“只有经过政治， 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1]。据此可知，在《讲话》中：（1）不论何种政治，在阶级社会都是“阶级和群众的需要”即利益的反映，都是阶级与阶级的矛盾斗争，不是缺乏“阶级”、“群众”整体性意义的、主要属于个体独特性表现的“个人行为”，如同等条件下有人手不释卷、嗜书如命，有人更爱垂钓、散步之类。这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的实质与核心。（2）政治是“阶级”和“群众”“需要”的“集中”反映， 满足这种“需要”的必由之途，亦即“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要求才能得到最充分、鲜明的表现与最有效的实现。这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基本的功能与特征。（3）政治实际表现为两种形态：作为“集中”表现的整合态； 作为分别存在于被“集中”对象中的零散态，即阶级矛盾在各社会关系中的渗透、融合式存在，如大豆中的油脂、海水中的盐分。因此，《讲话》中的政治，不仅指通常所指的政治革命、国家机器和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要求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及其在国内外关系中的路线、方针、政策、活动等边界清晰的领域，同时亦指除此之外隐含于各社会关系（领域）并必对其起着制约、调控作用的那种基于阶级利害关系的因素与力量。这也是为“集中”与被“集中”的关系规定好了的。“集中”与被“集中”者之间，自不能画等号，但亦犹豆油之与大豆、海盐之与海水，具有同一性；不然，所谓“集中”，便成无源之水，或根本无须“集中”。 但因此亦可说，《讲话》所讲的政治，实有广狭两义，即自成一统、直接、显在、实体性存在的狭义政治和寓于其他社会关系（领域）、间接、潜在、非实体性存在的广义政治。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提升、整合、“集中”表现，不仅显得鲜明、尖锐，且具全局性、整体性；亦即狭义政治不仅是一定“阶级和群众”维护、实现其切身利益的必经中介，而且是连通其物质与精神等全部“需要”之神经末梢的神经中枢，在感受、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中（一定意义上也是）最敏锐、最活跃并作出最有力的反应（反映）的最高机制与最高形式。后者广泛内含于“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方方面面，具有原发性、普泛一特殊性（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显现为千差万别各个不同方式），是前者发生、存在、变化的基础，但也只有通过前者，才能最终、最充分地得到实现。因而无论前者、后者，均相互制约，不可缺一，但后者又统制于前者，并不对等，而实质都在于对谁有利，即一定政治都是一定“阶级和群众”的利害关系。 承认政治互有联系的广狭两义，是否将政治“泛化”了呢？未必。定要说“泛化”，那也是由于“泛化”的客观存在。语言、文字，似只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与政治无涉，但日寇侵华时期，在其占领区内一边进行血腥杀戮与疯狂掠夺，一边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学校中强制学习日语。然连我们的小学生也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面对凶恶的鬼子“教员”机智勇敢地与之展开斗争[2]。如今人们也都知道，几乎每一国家、民族，都在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其语言、文字的“纯洁性”。有媒体披露，美国中情局曾颁布一个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它不仅要求其下属特工想方设法搞乱、搞跨中国的政治、经济，而且还要求他们采用包括影视、书刊等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鼓励”他们“性的滥交”，“不以肤浅、虚荣为耻”，甚至“要利用”“举手投足、一言一笑”等所有“资源”去“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并认为，“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什么是他们的“成功”呢？ 西化、分化，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他们的世界霸权！这不是十分清楚了吗。作为思想、理论的政治的“泛化”正由于事实上存在着无孔不入的“泛化”！这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指出：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在当今，则不仅一国，在全球范围内亦可作如是观）。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定要在狭义政治以外领域实施其统治关系，才能保障、强化自己的阶级统治；否则便意味着这种统治不全面、不完善，犹待进一步发展与巩固，或仅表明此种统治已基础不稳，出现裂缝，甚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这在中外历史上几为常规。上述《十条诫令》即堪称一例。旨在“治国平天下”、从君臣父子到鸟兽草木无不论及的孔孟儒学，也是一例。但也不是单向的。与作用、反作用同，有统治阶级的统治关系，必同时产生它的对立物，被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反抗斗争即其政治的普遍存在。当然，这时的社会虽分化为阶级的对立，却仍是统一的。对立与统一互为条件；对立的阶级各以实现自己“需要”的那种方式映现包括与对立阶级在内的全部社会关系于自身，就像沼泽之于水草，直至阶级消亡时止不能游离于其之外——此即最准确意义上的统一或联系、同一性、共同性。然因此，社会关系也就表现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社会关系一般实际实现（寓）于一定阶级“需要”这种特殊。人也仍是一切现实关系的总和，具有“类”共性，但已是基于一定阶级“需要”的特殊总和，“类”共性实际实现（寓）于阶级性，社会人表现为阶级人，为一定阶级利益所支配的一定时代、国家、民族、个性的个体人。正是这样，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各阶级人们的种种“需要”，莫不受其所属阶级的利益的制约，烙有阶级的印痕。纵是皆为人所需的饮食男女、风花雪月等等，由于阶级“需要”的规定，亦必以各自的方式来实现与满足，显出其质的差异与对立，并必与作为其“需要”之“集中”表现的政治相一致。这就是鲁迅曾指出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以及同样面对风月既有“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又有“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深刻根据，也是孔子所以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以“事君”、《十条诫令》所以称“成功的一半”的主要原因。广义政治的存在，是必然的、难以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