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篇讲话不仅是一篇我们党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篇重要的哲学文献，它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 一、《讲话》体现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了解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1](p.282) 因此，形而上学反映论不懂得社会实践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不懂得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不懂得反映过程就是能动的过程。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认识论著作题为《实践论》，就是强调从实践的观点看待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把反映看成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反映论被成功地融入《讲话》之中。 文艺活动的实质是文艺工作者以特定的手法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知、情、意的能动反映过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以文艺工作者如何认识、把握世界为前提和基础的。文艺要反映的对象世界就是人的世界。“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2](p.850) 因此，对于能动的反映论的辨析也就成为毛泽东《讲话》的“第一位的工作”。 毛泽东首先以能动的反映论为基础提出了文艺工作的五大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2](p.848) 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主观映象。生活是被反映的对象，文艺是反映生活的形式。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毛泽东认为，革命文艺就是对工农兵生活的反映，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任何文艺都有自己的客观原型，如果否认文艺的客观来源，就会在文艺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当然，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消极、呆板、照镜子式的过程。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主体以一定的认知结构为框架，尤其是以认知结构中的价值定势为支点，对社会现实进行选择性、创造性建构，使之符合人们的审美需要。因此文艺的“现实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然主义”。文艺反映的能动性集中表现为其主体性。正是由于文艺工作者能动地、而不是以某种固定的模式被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才会产生人类精神文明历程上多姿多彩的艺术奇葩。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只有用能动的反映论武装头脑，拿这种方法去反映生活，才能理解革命文艺的工作对象为什么只能是“工农兵及其干部”。革命文艺以工农兵为对象，是对工农兵的反映，因此革命文艺的工作问题就是一个了解群众、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文艺工作是一个随着对人民群众的不断认识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特别指出了这种认识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指出了这是一个“痛苦的磨炼”过程。这样，毛泽东从能动的反映论角度提出了革命文艺的对象与工作问题并予以论证，体现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个独特视角和高度。文艺的对象问题与工作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既然文艺工作者的对象是群众，其工作是了解、反映群众的过程，那么文艺创作就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本着教育和帮助群众的态度去进行，只有这样，革命文艺的宗旨才能得以实现。 《讲话》关于文艺工作五大问题的提出和论述，一方面是能动的反映论作为哲学“一般”与文艺规律作为“个别”的结合，文艺被提升到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这是“个别”转化为“一般”，能动的反映论又去指导文艺具体问题的落实解决，这是“一般”转化为“个别”。显然能动的反映论不能代替文艺规律，因为文艺创作不是“写哲学讲义”，但它对于我们揭示文艺规律、进行科学创作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大问题，是以对象问题为核心在能动反映论的基础上得到统一的，使得我们在领略《讲话》深邃理论内涵的同时，又感受到一种强有力的逻辑力量。能动的反映论的运用，使《讲话》一开始就显示了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艺术魅力。可以这样说，以能动的反映论为基础的五大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整个《讲话》的缩影，而文艺能动反映论特征，则是毛泽东贯穿于《讲话》的一条主线。 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革命文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文艺问题上的反映论观点。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革命文艺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把“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的过程，[2](p.863) 归根结底也就是由生活、实践到认识的一个能动的飞跃过程，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离开了对群众的认识，离开了对群众生活的描写，就会造成“空头文学家”。从反映论角度说，从群众中来，由生活、实践到认识的飞跃仅仅是能动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相对于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而言，更重要的还在于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在于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同样，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作了观念形态的加工创造，并不意味着一个相对完整的文艺创作过程的完成，更重要的是这种文艺“为工农兵利用”，服务于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文艺服务群众、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又要经过文艺的提高和普及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普及与提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群众。由此看来，文艺服务群众以及如何服务群众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正是实践—认识—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讲话》以能动的反映论为基础对文艺活动所进行的动态分析，从哲学高度阐发了文艺运行的内在机制，为我们揭示了革命文艺的一般规律，指出了繁荣革命文艺的根本道路。 《讲话》不仅从上述两方面体现了能动的反映论，而且体现着认识论两条路线的对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与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划清界限。他指出，如果我们循着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到本本上去找文艺的定义，然后再据此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评判文艺问题的是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看问题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确定方针、政策、办法。讨论文艺问题也应该如此。出发点不同，必然导致认识路线的对立。毛泽东特别强调以“事实”作为认识的起点。正是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事实的分析，毛泽东才提出并论述了文艺为群众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群众的问题。因此，对认识论两条路线的揭示，是《讲话》体现能动的反映论的前提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