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概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时代发展、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的逻辑呼唤，是教条主义与行动指南的逻辑抉择，是深刻理论与具体实践的逻辑结合的需要。 一 时代发展、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的逻辑呼唤 中国近现代各种寻求救国救民的发展道路都以失败而告终，促使毛泽东去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理论，这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时代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国家民族危机、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虽然各种先进的社会力量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进步人士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所处的深重灾难的境况。历史的发展逼迫中国人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各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政党，举行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正如毛泽东所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的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 796毛泽东纵观人类历史的更替过程指出，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以他得出结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 5这样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强调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于是他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也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问题成为时代发展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思想基础。我们知道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思想和文化，要为中国人民所接受，首先离不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革命组织和革命刊物的纷纷成立，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条件。在它们的影响下，毛泽东早在五四运动前，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在《新民学会》中写道：“社会政策，是补菹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都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 23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并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2] 131他还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建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柯卡普著。”[4] 131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现实基础。毛泽东在长沙发起和组织的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推动了新思潮的研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也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从十月革命探讨革命真理有了不少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到第一次在北京期间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到五四运动和湖南人民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教训，同时在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启发和帮助下，经过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毛泽东终于在1920年夏秋迈着踏实而坚定的步伐，走进了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者的行列。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 13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中国客观情况的科学理论。因此“指导我们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 133。“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4] 131因为一个领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正确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对实际问题的深刻了解，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因此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虽然在革命早期毛泽东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以至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惟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指引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实践也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