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7）02—0005—09 看到文章标题，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是谦虚谨慎的，更是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提倡和欣赏个人崇拜了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是肯定的，并表示要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为什么时隔不久，毛泽东也重复了与斯大林相类似的错误，不仅没有吸取教训，相反越来越厉害地搞起个人崇拜来了呢？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坚持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如何解释他晚年的主张“搞一点个人崇拜”的心理？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回答。这些问题与矛盾，存在于毛泽东身上，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确实都统一在晚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 本文中，笔者没有很多的理论分析，而是让事实说话。通过大量的事实，笔者得出一个新颖的结论：毛泽东晚年搞个人崇拜，不是因为在胜利和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而是遭到挫折和失败之后的心虚和不安，不是理论认识上的原因，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一 在成绩面前，毛泽东谦虚谨慎，并没有搞个人崇拜 我们从三个方面用事实材料来证明这一论断。 1.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夺取全国胜利后，更力戒骄傲，禁止歌功颂德 有人说，从1945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是没有根据的。经过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的路线错误，全党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自觉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党和革命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和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也对毛泽东刮目相看，承认并支持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跟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毛泽东深知，抗日战争还处在十分艰难的时期，在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和艰险，他和全党都必须十分谦虚谨慎。他告诫全党要力戒骄傲，特别推荐大家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他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他在信中恳切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241 谨慎谦虚，兢兢业业，这是毛泽东的心态。 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在“七大工作方针”讲话中说：“决议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者，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又说：“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的工作中，我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的东方世界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许多人因此而欢欣鼓舞，许多人觉得自豪和骄傲，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帅毛泽东考虑得更深沉更遥远。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针对因为胜利党内可能滋生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337 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禁止歌功颂德的现象”。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开国之初，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铸铜像。他几次批示指出：铸毛泽东铜像“只有讽刺意义”，“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1954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有人提议将其定名为“毛泽东宪法”，他否定了这种提议。毛泽东在审阅宪法草案时删去了颂扬他的文字。指出：这不是谦虚不谦虚，“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这里，毛泽东已经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意思。 上述材料告诉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毛泽东对自己的工作和理论都有实事求是的评价，表现得很谦虚谨慎，不允许对他个人歌功颂德。他对不实事求是突出个人的个人崇拜是完全持批判、否定态度的。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好的作风，全党团结奋斗，才夺取了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又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2.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认识和处理上，毛泽东也是十分谦虚谨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