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全编写 楚全，中共中央编译局。 当前这样一种发展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已经成为现实：这种发展导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并把世界带到生态和社会灾难的边缘。这种发展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的几个发展前提相冲突。 第一个前提就是自力更生，这个口号在1956以后开始普遍提出，但是它起源于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因此这也使它具有很大的声誉。自力更生指在很多层次上的自我依靠，从自我层次到国家层次。但是有一个方面由于其与日常的生活问题紧密相关而显得最为重要，就是它强调地方的首创性和关注地方的需要。地方自力更生的一个方面是在地方层次上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以直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这种思想本身在中国最早表现在20世纪初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中，在延安最早在实践中得以表现，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重新流行。关于地方经济形式的实验如何为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奠定基础（乡镇企业在推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① 第二个前提是给社会关系（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以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批判苏联经济时也清楚地表达过，这同当时转向“中国发展模式”是紧密联系的。文本清晰显示，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关系超越了简单的阶级关系，扩展到组织问题。毛泽东强调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一个意义更广泛的判断：经济发展要求关注社会和政治整体，这一点从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曾评论这篇讲话“是一个基本的综合，也许是毛泽东在形成运用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具体状况的独特的辩证发展方法时所表达过的最为重要的思想”。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的一个讨论讲话，毛泽东在其中提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最为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个讲话非常好，它把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一起提出来，还提出了各种空间的发展问题如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中国和世界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当代视角来看，如果说还有什么重要的方面没有提到的话，那就是环境和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仍然从当代视角出发，毛泽东在简要谈到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时候，他最为关心的“整体”不是全球的，而是民族的（national）。全球整体中他认为最要紧的方面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中国必须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学习什么的问题。他写的这段话是很有名的：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② 我们对于改革的成就都很熟悉了，它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甚至有望变成全球的经济中心。改革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有可能最终包括20％的人口，这个阶级现在能够享受发展带来的利益。我们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后果也很熟悉，这包括中国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在加剧。当然，除了所有这些早先的矛盾，生态灾难的阴影又逐渐逼近，由于转向“美国式的”发展方式，让居住和交通从公共模式转向私人模式，形势又大大恶化了。 革命的社会目标要求遵循较慢的、较为适度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既考虑到发展的社会目标，也考虑到发展的生态目标。这一点暗含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把毛泽东的发展战略解读为对崇尚消费和文化异化的发展的批判，而那些批判不受约束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家也正是这样解读的。 在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情况下，地方经济和生态的维持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等问题，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既然中国不再“一穷二白”（尽管许多生活在那里的人还是这样），而是有充足的理由自信地感觉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回想起自力更生和社会公正的问题，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如果这个政权要保持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可信度和合法性，那么这样做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会成为一场正在积累的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还是将寻找一种能代替导致这场危机的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可行的替代制度？ 注释： ① For further discussion,see,Arif Dirlik,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and,Ming K.Chan and Arif Dirlik,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es:Anarchists,the Guomindang,and the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1927—1932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