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无论对以往的反思，还是对未来路向的探索，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后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是在中国20世纪两次巨大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展开的。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今年正值毛泽东逝世3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对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缔造者表达深切的怀念之情。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中国文化实现第一次转型 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在正确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毛泽东文化观及其在毛泽东后中国的发展，也是在“古今中西”之争的不断解决中展开的。 1.毛泽东实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成功整合，确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新文化的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宣告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的破产。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① 但依然抵不住，败下阵来。残酷的现实，引发世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价值的怀疑。正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时，是俄国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使中国人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② 学会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要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可以说是任何一种异质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一条规律。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 这一段为大家所熟知，并为许多人反复援引的论述，就是对这条基本规律透辟的阐述。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既是毛泽东在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重大成果，又为“古今中西”之争的不断解决提供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尽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作了分期。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主力军，即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一来，比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要落后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友，“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④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是古今中西文化成功整合的集中体现，由此确立了以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文化的主体地位。 2.毛泽东纠正了五四时期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确立了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包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上）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的。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尊孔复古思潮和封建礼教发起猛烈的攻击，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别开生面。对此，已故著名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有过极精当的评价，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孙中山），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黄金思想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然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办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⑤ 这里所说的“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就是指五四运动后来分成两个潮流：一是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是共产党人及部分党外人士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就是向右发展。而在党内，形式主义就演变成主观主义特别是党内的教条主义。 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文化上就表现为“五四”以后出现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及后来的“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论争。这种论争及至上个世纪30年代，在思想方法上才开始有了变化，即较多的人采取一种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论对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外国传入的文化不再加以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他们在文化讨论中，就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进行综合创造。像张岱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对于中国未来新文化的看法，近年以来，在复古及纯欧化两种主张外，原也有人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⑥ 为了进行综合创造，他主张对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化、西方近代哲学和近代文化、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都应进行辩证分析，作出创造的综合。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取得的最大成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主张，就是在梳理、总结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古今，毛泽东认为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⑦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西，毛泽东主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⑧ 毛泽东还进而从方法论的高度阐明如何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1942年3月，他在延安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谈到如何研究党史时，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⑨ 又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⑩ “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11)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研究党史，但实际上对于解决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问题同样是适用的，为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一条正确的方法论原则。那么，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作为异质文化，又何以能够进行交流和融合？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在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命题的偏颇时，指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12) 这就从学理上解决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