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的时候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的哲学创造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代不同,哲学关注的中心不同。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心问题而引发出的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近代哲学对知行观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作为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而上下求索,自然会重视认识论的考察,以形成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实践论》就是这种考察的结晶。 《实践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成果。《实践论》提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观点。”① 在毛泽东看来,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判定人们的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基础,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认识论的有机环节系统地贯穿起来,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发,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为实践的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位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作了如此完备阐述的经典作家,促进了中国哲学关注的重心由本体论到实践的认识论的转换。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李达率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观之唯物论。”他指出:“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正因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所以由于劳动的概念之唯物论的把握,就能理解人类社会所依以树立的物质的基础,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而建立历史观之唯物论的根据。”② 上述见解既强调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的倾向。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认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实践论》扬弃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来说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宋代以降,知行关系问题成了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北宋程颐认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体现出将知行割裂开来的倾向。南宋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观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同样把知行分为两截。明代的王阳明首倡“知行合一”,却又确信行源于人内心的良知,实质上是消行于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断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到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率先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知行的含义作了重新界定,使它们由内在的道德践履转向外在的对象世界;在此基础上,他肯定“行先知后”,“知行相因”;但他没有科学地解决知行关系问题,没有认识到知行关系乃是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论》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认识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检验的思想。这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了知行统一、行先知后等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合理内容,是对传统知行观的扬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标题。可以说,《实践论》所阐明的认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地地道道是中国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范畴的提出是毛泽东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另一标志。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地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③ 毛泽东把这一观点称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因而,它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首次把认识论和历史观结合起来,对心物之辨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和回答。西方近代认识论的特点是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哲学讨论心物之辨主要是天道观和认识论的论争,既没有也不可能讨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在中国近代,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历史观的问题突出了,它和认识论问题互相影响,历史观渗透到认识论中,认识论又渗透到历史观里,最后形成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范畴。因此,“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到中国来,要想在中国扎根并具有生命力,必须要营造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除了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外,古代哲学留下的理论准备非常重要。先秦时期的荀子就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唐代柳宗元、刘禹锡肯定“天人不相预”、“天人交相胜”;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阐发了“天之天”即天然自然转化为“人之天”即人化自然和人能“相天”、“造命”的理论。上述关于“天人之辨”的见解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前提,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达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则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取得了科学的形态;同时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渗透了显著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