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意在前瞻。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实一直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中进行的。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尤其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党的事业、中国社会的顺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党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总结、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当前和未来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研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无疑能给今人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视角分析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下列几个视角：从伦理道德出发；在政治上从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出发；在经济上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等。就毛泽东而言，统领这一切的是他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政治观。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先是推崇，“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1]，继而是否定并进行伦理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过程。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文化批判为主，指斥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弊”。“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俗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2]。在1917～1918年阅读《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注中，他认为“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物质文明之弊”[2]。他还认为：“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2] 尽管这种看法带有很大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毛泽东在这里把资本家与君主并列，表明了他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批判。1919年7月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达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越发达，要哭的人越多”。只有推倒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2]。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是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2]。因此，他号召民众必须联合起来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3]。 此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这些认识主要侧重于政治伦理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及其严重的社会不平，使他和他同时代的先进青年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应该是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目标也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因此，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对私有制一直是敌视的，是要坚决消灭的。作为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思想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但这样的认识在当年却是他们的共识。 在政治上从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出发，确立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主要方法。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那么在经济上相应的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上，就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革命成功后还需要一个经历资本主义发展以积累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建成了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由于从整体上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固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抽象原则，把资本主义主要看作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政治制度，相应地在经济上对资本主义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排斥。这与毛泽东过于强调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政治、国家政权、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的纯洁、公平和公正，是毛泽东一生的政治追求。当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纯洁、公平和公正发生矛盾时，毛泽东最终倾向和选择了后者。 在经济上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是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又一视角。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这一基本国情，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强调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他提出生产力标准，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无论是在制定党的基本政策还是具体政策，都要依据这一标准。按照生产力的标准，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就存在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