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和1958年底，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出现了两个亮点。这两个亮点的出现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都是在社会主义高潮后出现的，前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冒进的高潮后出现，第二次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后出现；其二都是转瞬即逝的思想亮点，其实践或难以为继而夭折，或屡屡受限而艰行。本文将对这两次思想亮点及其实践教训进行考察。 一、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在这一指示的鼓动下，三大改造中最难啃的骨头——预计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竟在1956年1月底就完成了。随之，经济建设领域也出现了冒进的现象。 就在周恩来、陈云等人忙于反冒进之时，毛泽东则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纠正过快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国家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上。1956年11月3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致信毛泽东称：自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大部分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少数消极，白天社会主义，夜里资本主义，还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场等。据估计，上海有100多个地下工厂，比较大的地下工厂有50多个，要求中央采取对策。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于12月7日约见黄炎培、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盛丕华以及胡厥文、荣毅仁、李烛尘等人，提出了一项使他们极感意外的、与当时潮流极不合拍的政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有5个基本点：第一，使地下工厂合法化，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私营厂还可以增加扩大，10年20年不没收，这样资本家的定息就有出路了。毛泽东认为，地下工厂所以能产生，是因为社会有需要，而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私营工商业者只保留了八九万人，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250万人，只要社会需要，还可以增加。第二，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第三，社会主义可以存在两个市场，自由市场(属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可以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第四，社会主义需要竞争，有利于丰富产品，提高质量。第五，不要急于国有化，这样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1] (P170～171)。 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无疑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国营、合营企业外，仍应当允许私营、个体和侨资企业长期存在，以满足社会需要。同时，这五种经济主体在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上的相互竞争，也有利于丰富产品、提高质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这一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所有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文章均绝口不提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我以为这是不妥的，容易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博大精深看浅了看窄了。只有把新经济政策思想纳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范畴中，我们才能感受到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远见卓识和伟大光辉。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早在1952年就由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并加以阐释。当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此概念并不陌生，为什么不用呢？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八大后全党都认为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2] (P462)；二是从以上谈话中可以感到，毛泽东认为他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继承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更宽泛(经济主体更多，存在自由市场和竞争等)。 不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对我国的领导人和经济建设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思想传入我国之时，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之日，在其影响下，我国没有走苏联最初几年的弯路，没有消灭商品货币和废除商业，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领导人也对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了以国家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并认为自由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这就充分肯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周恩来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二五计划的报告对影响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也作了深刻阐发，认为正确运用价值规律，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 顺着陈云和周恩来的思路，毛泽东在八大两个月后提出新经济政策，是顺理成章的事，只不过更为大胆而已。新经济政策很快得到响应。1956年12月，刘少奇在人大第52次常委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作了发挥，他说：“有一些资本家，他们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有人要开私人工厂，可以不可以呢？毛主席说可以开。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看你的花生好不好，看你的猪肉好不好。”[3] (P594) 1957年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讨论1957年计划草案的全体会议上说：“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外汇不够，如有些人向香港或外国贷款办工厂等，付给一点利息，可以挖掘一些潜力。”[3] (P599～600)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谈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认为自由市场问题也是人民内部问题，并发挥道：“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但是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私商很灵活，地下工厂很灵活，他们看到这一样能够办，马上就办，看到这一样不能办了，马上又变另一样。所以让这个自由市场包括一点私商，给资本主义一点活动余地，让他们来钻我们的空子。这样我们就不只有计划性，而且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得更好。”[4] (P191～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