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代公共财政理论，教育分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部分，前者是公共产品，后者则是准公共产品，两者的经费负担原则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中小学教育经费应该与医疗费用一样，由政府税收负担。中国的大学则在实行提高学费的教改。中国实行大学收费的教改，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今中国在校大学生达到１４００万人，中国政府可能发现，它没有足够的财力完全包办规模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 不过，中国的教改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大学从过去的免费改为如今的收费，而是由于大学收费的涨幅太快了，远远超出了普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更不用说贫困地区的贫困农家了。 据统计，去年中国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净年收入只有２９３６元人民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也不过９４２２元人民币，但全国高校的生均学费却从１９９５年８０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５０００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６０００元左右；住宿费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００元到１２００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１万元左右，４年大学需要４万元左右。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中国高校学杂费５年增长了５．３４倍。 上面讲的还是平均水平，至于那些胆大的大学，收的各种费用更是高得离谱。例如，新加坡报纸报道了一名中国大学新生收到的浙江某名牌大学城市学院广告专业的收费单—— 学费：（人民币）１．６万元／年；住宿费：１２００元；书费：６００元；卧具费：４００元；体检费：１００元（进校，毕业各一次）；保险费：４０元／年；就餐费（预先打入校园卡）：１１５元；住宿押金：１００元；军训服装费：９５元；预计生活费：６００元／月。总计：约１．９万元。 大学应该收费，但大学并不因此就享有任意提高学费的权利。高等教育毕竟是准公共产品，不是私人产品，大学生个人固然从中受益，但国家和社会受益更大，因此大学经费应该主要以政府拨款和社会集资为主，学生缴纳的学费应该适度，不应该在大学经费中占据太大比例。 由于中国高校各类收费太多、太高、太滥，许多人因此呼吁中国政府严格管制大学的收费，至少应该设定并监管收费上限。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不应该规定大学收费的上限。他抱怨说，对于高端教育的收费，中国政府一直没放开，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因此受到很大的资金束缚。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负担得起学费的人那里收钱，然后给那些负担不起学费、但很有实力的学员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尽管这种建议理论上很诱人，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却难保不走样，现在许多大学确实收了高学费，但大部分钱并没有用在奖学金上。高收费辅之以高额奖学金的做法，即使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也只存在于私立大学之中，公立大学仍然是低收费。而在英国，公立大学占绝大多数，私立大学不仅数量极少，而且教学质量根本无法与公校相比，而公校的绝大部分开支均由政府负担，学费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事实上，所谓“教育产业化”其实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首先，中国并没有形成公立、私立大学并存、良性竞争的健全市场；其次，垄断中国教育市场的公立大学一方面吃着皇粮，另一方面向学生过高收费，“两头占便宜”。 所以，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而与英国更为相似，所以，中国不应东施效颦，照抄美国私校的高收费做法，而应该参考和学习英国的经验，力争在高校经费结构中，“由政府和社会出大头，学生出小头。” 看来，中国教改之“错”不在于大学收费，而在于收费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