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59.2(561);D879.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8-0049-06 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英、美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然而，一方面，鉴于国内学术界从英美分歧与协调的角度所做的系统研究比较欠缺；另一方面，针对学术界较为常见的一些观点，诸如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并非原则上反对承认新中国，美英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分歧，而且即使美国不同意英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也在事实上认可英国可以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立场等，[1](p56)本文拟通过对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系统探讨，进而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 一 1948年年底，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指日可待，如何应对中国革命胜利可能对西方在华和远东其他地区利益造成的威胁，成为英美决策者面临的当务之急。 1948年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的“CP(48)299”文件认为，中共控制整个中国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香港、日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北婆罗洲以及东南亚的外国属地、印度、巴基斯坦等临近国家和地区共产党活动的增强及其相互联系的更加便利，激化劳资纠纷，引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动乱。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将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共同阵线，确保这些地区政治、经济局势的稳定；二是在中国保持原地不动。文件认为，中共接管政权后可能会有一个动荡时期，此时外国在华利益可能陷入低迷状态，但随后中共将会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容忍外资的存在，因此英国应在华采取积极政策，力求“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亦即“如果没有真正威胁到生命安全，英国将努力留在原地不动，与中共保持事实上的接触，并考察与中共贸易的可能性”[2][3](p170～186)这一精神得到12月13日英国内阁会议的确认。内阁讨论还进一步确认，追求一种可能把中国赶到苏联怀抱的政策是不明智的。[3](p187～189)得到内阁认可的保持原地不动与力促中苏分裂的精神奠定了英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基调。1949年1月5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这份反映英国官方立场的政策文件。[4](p2～11) 当时正忙于应付欧洲冷战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杜鲁门政府不拟在中国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做出轻率反应，但是保持在华既得利益与力促中苏分裂也是美国对新中国的基本政策考虑。这在1949年年初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2、第41号文件中得到充分反映。第34/2号文件认为，中共控制整个中国已指日可待。尽管中共对美国“深刻的猜疑和敌意”看来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用处”，但中共进入城市后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将使其认识到和西方做生意的必要性，苏联可能比我们更急于影响中国的事态发展。为此，美国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以期中国局势朝美国需要的方向发展。“如果不能同时改变中共的结构和性质，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并和国际社会保持友好关系的话，我们应力求发现、培育和发动一场最终能和中共较量的革命。”应“避免给中国的非共产主义政权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除非该有关政权在无论有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都愿意积极抵抗共产主义，而且，除非有证据表明这类支持可以推翻共产党或至少可以对共产党作有效的抵抗”；应“在谨慎避免给人以干涉印象的同时，随时准备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俄国之间以及中共组织内外的斯大林分子与其他派别之间的任何裂痕”。[4](p491～495)而第41号文件在考察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后得出结论：“在目前情势下，美国关于中国的首要政策目标应该是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属”，“允许恢复与中国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加强可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严重分裂的力量”。[4](p826～834) 由此可见，英美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及其最初的政策考虑基本吻合。此时双方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不可逆转，中国新政权的出现将威胁西方在华利益，但是由于无法回避的经济困难，中共将需要与西方保持经济关系，也可能出现独立于莫斯科的倾向，为此应努力保持在华影响力，力促中苏分离。但区别在于，英国的大方向是决定“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积极探讨与中国新政权发展经贸联系的可能性，不到迫不得已，决不撤出中国。而美国则要“等待尘埃落定”，在考虑从中国内战脱身的同时，积极等待和寻求改变中共性质或取而代之的机会，而保持西方对华经济联系以力促中苏分裂只是备选方案之一。这预示着双方立场有可能因为形势变化而出现分歧。所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沈阳、天津、北平后，英美的共同反应是让驻当地的总领事馆仍然开放办公，鼓励公司企业及驻华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与侨民继续留驻原地，希望藉此与中国新政权保持某种事实上的联系，保持对华影响力。至于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问题，双方都不准备轻易承认，并视之为同中国新政权讨价还价的筹码。[4](p5～6)然而，当中国事态的发展超出英美决策者的预想时，英美在该不该承认、何时以及如何承认问题上很快出现分歧。 1949年年初，在沈阳、天津、北平等城市，当中国新政权宣布不承认英美领事馆及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并对之进行了通讯控制后，英国外交部认为中共此举意在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以获得承认。[5]于是围绕领事馆问题，对中国华北人民政府的承认问题第一次被提出讨论。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贝克特认为，改变现状的有效途径就是承认中国新政权，“拒绝给予一个已事实上有效控制了大部分国土的政权以任何形式的承认，不仅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会导致每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困难”[5]。不过，此时英国外交部尚不准备利用承认来缓解僵局，而试图另辟蹊径，诸如曾设想由当时的香港政府官员与中共建立某种秘密联系，也试着在中共控制区使用“明码邮件”，旨在有意让共产党获悉那些表明英国政府愿意与中共打交道的官方邮件，从而影响中共的政策。此外，英国还尝试通过其他非官方途径与中共建立事实接触，但均无济于事，中共对这些试探根本置之不理。而4月20日发生的英舰在长江流域因妨碍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行动而受到人民解放军炮击的“紫石英事件”，再次引发了英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尽管这次辩论以艾德礼提出的“现在对承认问题做出决定为时尚早”[1](p47)而告结束，但中共政权不承认西方国家外交代表的现实难题，以及由“紫石英事件”引发的对华政策辩论，一方面使英国认识到与中国新政权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英国原先设想的仅仅通过与中共保持事实联系来保全英国在华利益和影响的想法变得不切实际。英国政府亟待寻找新的途径来发展与中共的关系。时至5月，英国外交部开始考虑给予中国新政府以事实承认的问题，并就此向美国政府试探。[4](p11～12,19～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