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 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当时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的著作较多，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同时也有人热衷于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特别是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①国民性”、“支那民族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大批文章与著作。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学术性的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含有偏见和不当，但也不乏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一文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和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此外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虽然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研究者虽力图显出其学术性，但由于受蔑视中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在“支那国民性”研究中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②一书，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支那国民性”，这也还算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反映中国人负面、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标题依次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有耐性，善于忍耐”、“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淫风炽盛”。光看这些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支那国民性”实在是糟糕，九条中只有“有耐性、善于忍耐”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还有的人热衷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决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情况，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研究”。这类书大都出笼于20世纪30～40年代，较为典型的有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对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 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③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成立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我相信决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际上此书决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作者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他还无视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的史实，却说中国人排日是由于“服大”的心理所致。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中国人“排日”的原因，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大”，而办法只有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才能“服”，排日自然停止。作者在谈到中国人的“和平主义”时，认为“支那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的自然的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然而他却在另一章中大谈中国人的“残虐性”，举出的例子有：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说中国人对日本兵的杀戮如何惨不忍睹，说“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诗句，就隐藏着中国人的残虐性。然而读者不禁要问：中国人既“爱好和平”，为什么又要杀人？为什么对日本兵实施所谓“残虐”？原惣兵卫不从日本侵华这一本质角度看问题，却用他心目中的所谓“支那民族性”强作解释。他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为了要说中国人懦弱，不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日本人来统治当然也无所谓；又说中国人“残虐”，是为了说明日本军人在中国被杀，是出于中国人“对残虐本身抱着一种快感的”的“动物性”，却不提日本军人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又如何引起中国人的必然反抗。这样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实际上已经与“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拿出来“解剖”的，不过是他那军国日本的强盗心理罢了。
